3月5日至9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相继访问了韩国与日本，除了与两国官员进行会晤外，他还与包括智库在内的一系列团体进行了互动。苏杰生于5日受邀在韩国国立外交院发表演讲时表示：“印度和韩国有越来越大的责任为重塑全球秩序作出积极贡献”，并指“少数大国对这一进程施加过度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还预测说，印韩伙伴关系将成为“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杰生当天在讲话开始时说道：“今天，我非常高兴向你们介绍印度与大韩民国的伙伴关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和动荡的世界中，这一伙伴关系正变得更加突出。自2015年以来，我们的关系被称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短语，也是我们自那时以来一直努力践行的评价。在不同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利益显而易见。然而，现在也是我们进行反思和制定战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做得更多”。
苏杰生说：“接触的频率和强度是判断任何关系的一种方法。近年来，莫迪总理和尹锡悦总统会晤了两次，就像我和（贵国）前任外长一样。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事实上莫迪总理本人也曾两次访问大韩民国，一次是在2015年，另一次是在2019年。贸易是另一个衡量标准，当今我们之间的贸易额大约在250亿美元上下。两国企业都在对方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注意到，贵国的经济发展合作基金（EDCF）已承诺在印度实施两个基础设施项目”。
苏杰生说：“主权财富基金韩国投资公司（KIC） 也在我国开设了办事处。我们的防务合作在韩华集团和拉森图博公司（L&T）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成功。我们各自在对方国家都有一个侨民社区，我们（印度在韩国）的社区约有15000人，而你们（韩国在印度）的社区人数要少一些。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这一简明扼要的总结无疑是有用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我们还有多少潜力有待挖掘”。
苏杰生说：“要全面了解我们的关系，还需要了解其政治层面。我们都是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的信奉者。我们的现代史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都曾为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付出代价。近年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挑战影响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学会了对全球秩序不断变化的潮流保持敏感。虽然我们的解决方案可能适合我们特定的国情，但共同努力始终有利于我们的共同利益”。
苏杰生说：“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在这方面实现互利。但是，这种愿望本身固然有其价值，但在当代背景下就显得更为重要。从根本上说，我的观点是，印度与大韩民国的伙伴关系意义重大，但当我们审视其对印度-太平洋的影响时，这种关系就更加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从主要特色开始。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一直将太平洋与印度洋分隔开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前者利益的一些首要地位”。
苏杰生谈到：“就印度洋本身而言，重点则更多地集中在海湾地区。然而，随着挑战的变化和能力的捉襟见肘，不仅在自身资源方面，而且在与更多合作伙伴的合作方面，都需要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因此，这一时期不仅修订了战略概念，还对全球合作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例如，你可以从美国建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意愿中看到这一点”。
苏杰生说：“印度这样的国家的视角自然有些不同。就我国而言，作为‘东望’（Look East）政策和‘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的利益得到了稳步扩展。与东盟关系的巩固以及在东亚峰会架构中的稳固基础使我们能够探索更远的领域。我们与东北亚的大韩民国、南方的澳大利亚以及两者之间的许多国家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度在印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服务、资源、物流与技术方面的利益与日俱增。因此，确保该地区的稳定、安全和安保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对全球公域负有义务，正如我们有责任为全球做好事一样”。
苏杰生说：“随着印度-太平洋理念的深入人心，许多国家、集团和组织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审视。东盟、欧盟和环印度洋联盟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东亚峰会甚至在2019年发起了‘印太海洋倡议’。值得注意的是，大韩民国经过深思熟虑，也于2022年发布了（韩版）《印太战略》。我的理解是，该战略设想在包容、信任和对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地区。这无疑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苏杰生说：“为什么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部分原因在于新兴世界的机遇，特别是与新技术有关的机遇。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整个国际经济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因此，我们既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也受到全球去风险化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下当前的波动因素。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甚至全球社会都受到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破坏。除了造成破坏之外，它还彻底扰乱了商品与服务的流通”。
苏杰生说：“此后，我们目睹了仍在持续的两场冲突，一场在乌克兰，另一场在中东。中东冲突已经蔓延到红海，威胁着亚欧之间的海上运输。气候事件是我们需要应对的另一个变数，因为它们将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世界不能对未来的此类冲击掉以轻心。相反，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冗余、可靠和有韧性的供应链来证明自己。贸易和供应链多样化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据我所知，大韩民国在这方面有一个‘产业供应链3050战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努力，无论是单独的还是共同的，都能对大局产生影响”。
苏杰生说：“现在，同样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数字领域。但是，信任与透明度也是一个额外的因素。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都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仅仅采取被动措施或建立预防性防火墙是不够的。结构性解决方案的基础是可信的供应商和可信的地域。我们必须认识到战略贸易的必要性，并相应调整我们的政策”。
苏杰生说：“那么，印度和大韩民国如何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局面呢？首先，要认识到世界正朝着提高国家生产与战略自主的方向发展。美国、中国或欧洲可能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但请相信我，其背后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这方面的辩论有时会因描绘脱钩的极端情景而混淆视听。不要让它掩盖现实，在某些关键领域，现在建立伙伴关系要比以前谨慎得多。我们将在国内建设更多的能力。我们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好的契合点”。
苏杰生说：“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印度正在发生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印度人过去没有给予制造业和技术发展应有的重视。2014年，随着莫迪政府的上台，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并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强。这得益于基础设施、创新、教育与技能培训方面的巨大改善。这使我们现在能够在各个领域开展‘印度制造’计划。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合作伙伴进入印度市场，还能将我们作为全球生产的平台”。
苏杰生说：“简而言之，印度不断提高的效率对韩国企业具有吸引力。从印度的增长前景来看，这当然值得考虑。我们已经从新冠疫情时期强劲反弹，并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如果你看看正在进行的创新、初创企业文化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就会发现这里有更多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地方”。
苏杰生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和芯片、电池和电动汽车、太空和无人机、清洁和绿色技术以及关键矿产与资源的世界。世界上的许多战略计算都围绕着这些领域，因为它们被认为能在未来的时代中提供优势。然而，所有这些领域的一个共同点是人力资源。不仅是资源本身，而且是随时准备提供的技能。全世界都意识到了这一挑战，因为这也是许多领域值得信赖的人才所面临的挑战”。
苏杰生说：“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地区的关键项目出现了严重的延误。无独有偶，更多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也向我们印度提出了缔结流动伙伴关系的请求。当然，印度也有自己的半导体使命，正如其在许多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举措一样。我们预计，即使在几年之内，印度在这方面也将形成一个非常不同的更大的生态体系。我相信，这将为印度和大韩民国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苏杰生说：“关于国际经济的讨论自然以生产和消费为重点，通常也以技术为重点。在这方面，最近的一个新议题是连通性的重要性。这与两个原因有关：其一，新的生产和消费中心的连通性并不总是像其能力所证明的那样最佳；其二，历史上的连通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被有效地破坏了。因此，世界面临着在创造新事物的同时复兴旧事物的挑战。最近在这方面采取的举措自然反映了全球参与者经济地位的变化”。
苏杰生说：“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横向联系必须经过我国。当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在印度西部的海湾及其他地区加快步伐时，当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将印度一直连接到越南海岸时，这种连接就会形成。另一种截然不同但同样有趣的可能性是从亚洲到欧洲的极地通道。钦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走廊就是探索这一可能性的努力。随着这些走廊与其他走廊的出现，我们将认真研究它们对物流和流动性的影响。我相信，这也会对我们的双边合作产生有益的影响”。
苏杰生说：“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的两个重要成员，印度和大韩民国有越来越大的责任为重塑全球秩序作出积极贡献。少数大国对这一进程施加过度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它已成为一项更具协作性和基础广泛的工作。这种多边主义也已停滞不前，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诸边主义所取代，这也是一个因素。打击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确保海上安全与安保等问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也从‘印太经济框架’(IPEF)或‘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倡议中看到了机遇。在数字交付或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我们的国家努力有交汇点”。
苏杰生说：“请允许我在此补充一点，即使在我们寻求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我们共同参与的一些国际倡议也必将有助于我们关系的双边层面。如果让我举例说明，大韩民国作为一个进口贸易国，海上安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印度设立了一个融合中心，该中心是我们与不同合作伙伴签订的多项‘白色航运’协议的成果”。
苏杰生说：“同样，我认为大韩民国参与‘印太海洋倡议’等计划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该倡议关注从生态和环境到运输和科学技术等一系列海洋问题。或者，如果我可以提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作为一个在气候问题上一直非常活跃的国家，大韩民国可以在国际太阳能联盟（ISA）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该联盟是印度与一些国家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提出的，现今已有超过一百名成员，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苏杰生说：“事实上，随着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大韩民国甚至在抗灾能力方面也会作出贡献，我们还有一个名为‘抗灾基础设施联盟’（CDRI）的倡议，这将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因此，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加深我们关系的一种方式是让我们加入具有共同目标的类似组织或共享组织。这也将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苏杰生说：“为了发挥我们的潜力，我已经指出了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加强在不同领域的接触。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政治讨论，更多的战略对话：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需要加强商业联系与技术互动。必须加快对我们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进行长期悬而未决的审查，以便对其进行升级。我们必须找到更多对双方都有利的交叉点和交汇点。我们还必须加强合作，认识到我们各自的优势”。
演讲最后，苏杰生总结道：“当今，我们都在考虑重新全球化的前景，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新兴技术决定。这为我们两国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在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进步。我相信，通过拓宽我们的视野，印度-大韩民国伙伴关系将成为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感谢你们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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