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应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发表了讲话。沙利文在讲话中表示，“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说起来简单，但现实却非常复杂，那就是相互依存时代的战略竞争。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但同时也存在竞争。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他指出，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投资于我们自己，投资于我们的盟友，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竞争，同时也能为影响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竞争对手的世界性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沙利文在讲话开始时说道：“我很感谢今天有机会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刻讲几句话。我想，每一个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担任要职的人都喜欢说，他们所处的时期是近代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我们而言，事实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只需说明其原因即可。你们知道，本论坛在1971年成立后的头二十年，正是冷战时期。柏林墙倒塌后，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主要大国似乎都在围绕着一个单一的国际秩序概念而聚合。我们将昔日的竞争对手纳入我们的国际经济机构，并打赌这将加速和巩固这种融合”。
沙利文说：“当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初期。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比冷战时期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但是，我们也在激烈竞争我们想要建设的世界类型。这是一个充满颠覆性变革的时代。这其中有些是积极的，因为各国找到了利用技术、促进发展和加深彼此联系的新方法。但其中也有一些是消极的，因为危险的行为体在考验我们不断发展的国际体系的极限。我甚至偶尔听到有人把它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但我深信，我们永远不会注定重复过去，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有义务也有机会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沙利文说：“因此，面对赤裸裸的侵略，我们并没有退缩。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在动员全球反击。我们正在开展密集而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以处理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我们正在投资于我们国家的力量源泉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源泉。我们没有放弃国际经济体系，而是使之适应当今和未来的挑战。我们正在积极竞争，以塑造国际体系的未来。这就是大背景。我想和大家简单谈谈这些努力，以及为什么我对未来和我们应对当今时代主要挑战的能力保持乐观：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进行战略竞争”。
沙利文说：“让我带你们回到两年前的今天，当时普京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8万士兵，三面包围了乌克兰。他期待着速战速决，期待着向基辅派遣坦克纵队，推翻乌克兰民选政府；期待着削弱北约，恢复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他低估了乌克兰人民。两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50多个合作伙伴联盟的支持下，乌克兰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与一个经济总量十倍于自己、人口三倍于自己、军事力量一度位居世界第二的敌手作斗争。两年后，普京不仅未能实现其征服乌克兰的帝国主义企图；他的入侵还加强了乌克兰的主权——这正是他试图抹杀的主权——并增强了他试图削弱的北约的决心。事实上，虽然他试图削弱北约，但他的行动反而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沙利文说：“勇敢的乌克兰士兵夺回了俄罗斯在冲突开始时占领的一半以上领土。去年冬天，他们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企图，今年冬天，他们正在击退俄罗斯的进攻。他们严重削弱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实力，大大增加了乌克兰通过黑海的出口。他们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了严重损失，摧毁了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这一切中，乌克兰进行了经济改革，加强了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并加速了与西方的融合。当然，战斗还没有结束。俄罗斯在前线布下了密密麻麻的雷区，使乌克兰更难在领土上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的帮助下，普京正在调动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将国家经济置于战时基础之上。俄罗斯正在从朝鲜和伊朗寻求更多武器，这违反了莫斯科自己投票通过的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沙利文说：“但是，正如泽连斯基总统与拜登总统所讨论的那样，正如布林肯国务卿和我今天早些时候与他所讨论的那样，乌克兰人民已经为未来的斗争做好了准备。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将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正在扩大对乌克兰军队的培训。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两党对必要资源的支持，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武器。我们正在加强我们自己的国防工业基地，同时不让俄罗斯获得它需要的关键投入。我们还在创新——这一点至关重要——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私营部门合作，帮助乌克兰解决不断变化的战场所面临的关键技术挑战，如电子战、无人机和排雷”。
沙利文说：“我们将在制裁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确保即使不可持续的战争开支掩盖了潜在的弱点，俄罗斯的经济成本也会继续增加。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外交努力，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如果允许侵略者用武力夺取邻国的领土而不付出代价，会发生什么：他们会继续这样做”。
沙利文说：“我们还努力动员国际社会应对中东新的侵略。在红海，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不计后果的袭击，包括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威胁到世界上最重要水道之一的航行自由。在近30次袭击中，有50多个国家受到影响。上周，美国和英国在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打击了胡塞武装在也门用于策划和发动这些袭击的一些目标。在采取这一防御行动之前，由美国牵头，44个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多国协调，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决议谴责这些袭击”。
沙利文说：“我们不是在寻求地区冲突。远非如此。通过稳固的威慑和坚定的外交相结合，我们寻求阻止冲突的蔓延，并为缓和冲突创造条件。我们的方针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着眼于实现该地区更大的一体化和稳定。早在10月7日之前，美国就深入参与了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政治前景的努力，其中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们判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直接谈判不太可能取得成功，而这种谈判以前曾多次失败。我们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努力达成一揽子协议，其中包括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化，以及有意义的进展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前景”。
沙利文说：“这是我们在10月7日之前的目标。10月7日，哈马斯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恶毒屠杀了1200人，劫持了200多名人质，然后转身逃走，躲在无辜平民的背后，发誓要将10月7日不断再犯。这就是以色列正在面对的现实——一个选择无辜平民社区作为战场的坚定的恐怖主义威胁，至今仍扣押着100多名人质，情况十分危急，而且还在不断恶化。这丝毫没有减轻以色列的责任，即以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开展行动，并遵守区分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每一个无辜的生命——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神圣的，理应受到保护。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确保人质获释，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他们作为人所迫切需要和应得的食物、水、药品和安全”。
沙利文说：“在应对这场危机的同时，我们正积极寻求与地区伙伴实现正常化和一体化的途径。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们日复一日地共同努力，思考冲突后的未来可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一个加沙不再被用作恐怖活动平台的未来。一个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共处、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的未来。我知道，在这个充满愤怒、痛苦和不确定性的时刻，这很难想象。但这确实是为所有人提供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道路。更重要的是，它并非不切实际。它可以实现。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作出明智而大胆的决定，选择这条道路，那么实现这一结果的条件就已经具备——而且不是多年以后，而是在近期内”。
沙利文说：“在我们处理乌克兰，乌克兰和中东不断发展的危机的同时，我们也在处理世界各地的重要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正在多个层面与中国竞争，我们对此毫不讳言。但我们并不寻求对抗或冲突。我们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控这种竞争，加强外交以减少误判的风险。就在去年11月，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会面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同意重启缉毒合作。从那时起，北京实际上已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的流动，我们希望并需要看到这种进展继续下去”。
沙利文说：“我们还同意恢复军方之间的沟通，并已为此采取了措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刚与他的（中方）对等官员进行了通话，这是他任职以来的首次，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首次。这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关系，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这将有助于减少意外冲突的风险。美中两国将共同启动新的对话，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管控人工智能的风险”。
沙利文说：“我们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也在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投资，以便我们能够继续有效地竞争。我们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振兴了我们自己的工业和创新基础，同时寻求应对北京不公平的经济行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为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了活力，坦率地说，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启动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提升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地位；与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签订了新协议；与日本和韩国签订了历史性的三边协议；与太平洋岛国举行了两次峰会”。
沙利文说：“我们与七国集团（G7）的伙伴们齐聚一堂，商定了集体步骤，以降低我们的经济风险，实现多样化，摆脱战略依赖，而不是脱钩。我们还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在保护关键技术方面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狭义的措施是透明的、直截了当的。我想花一分钟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技术竞争是全球性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有可能助长更广泛的解体趋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努力将各国和各公司聚集在一起，为新兴技术制定高标准，并确保可信的数据自由流动”。
沙利文说：“我们还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措施，用我们所说的‘小院高墙’（策略）来保护基础技术。现如今，军事优势取决于能否获得关键技术，其中一些技术是商业和军民两用的，如先进半导体。简而言之：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应该利用美国的技术来破坏我们或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国家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对令人担忧的特定技术对外投资进行监管。我们对出口实施了精心定制的限制，重点是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具、超级计算能力和最先进的芯片，这些对于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自主武器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军事平台至关重要。主要盟国和合作伙伴也纷纷效仿，根据各自的关切采取行动”。
沙利文表示：“我想明确一点：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不是技术封锁。它们并不寻求，事实上也没有限制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事实上，在我们几个月前，去年10月刚刚发布的半导体规则中，对商业芯片有广泛的例外规定，这种芯片有助于推动经济进步和增长。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下一代技术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我们的安全和民主。去年春天，我在布鲁金斯学会谈到拜登总统为应对他上任时面临的经济挑战所做的工作：近几十年来，美国的GDP实现了稳健增长，但美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广泛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我们的经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我们的方法不够迅速，也不够雄心勃勃”。
沙利文说：“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独有。拜登总统上任时给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肯定答案。这个答案并不是要放弃将美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经济体的要素，而是要重新发现这些要素。它始于投资，始于回归美国的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了林肯的横贯大陆铁路、艾森豪威尔的高速公路和肯尼迪的登月计划。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今天的美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复苏最强劲、通胀率最低的国家。我们创造了近1400万个就业岗位，包括遍布50个州的75万个制造业岗位。实际工资正在上涨。我们已经连续23个月失业率低于4%，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在这样一个论坛上，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沙利文说：“去年这个时候，有杂音称，美国历史性的国内投资将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削弱我们的联盟。现实情况是，世界各国都希望遵循我们制定的方案，而我们也希望帮助它们做到这一点：大胆投资、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增强工人权能、应对气候变化。此外，我们还致力于确保我们的方法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我们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动员更多私人投资来满足发展需求，从目前的数十亿投资增加到所需的数万亿投资。这就是我们去年与七国集团伙伴共同发起的七国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的主要目标——其标志性方法是沿着经济走廊刺激增长”。
沙利文说：“我们还带头改革多边开发银行，为各国提供投资未来的可行选择，包括那些尚未获得所需和应得的低成本融资的中等收入国家。我们正在建立创新的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包括‘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因为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国际经济政策需要解决的是当今的问题，而不是50年前的问题。建设我们供应链的韧性。调动投资，大规模投资以实现有效的清洁能源转型。确保数字创新的信任和透明度。在企业税收方面停止竞相逐低。打击腐败。推进以工人和工薪家庭的权利和福祉为核心的贸易政策”。
沙利文说：“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我的工作就是担心。既要担心我今天谈到的事情——对此有很多话要说——也要担心其他威胁，比如朝鲜。最后，我想谈谈我为什么保持乐观。首先，其他人越是试图通过暴力和胁迫破坏国际体系，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就越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普京等领导人似乎无法解决的悖论。其次，说到世界政治，地球上的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而不是任何人的帝国野心或帝国计划。因此，只要我们继续专注于为人民提供全球价值主张——认真对待共同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新技术和促进善治——我们的模式在全球仍将比侵略、胁迫、恐吓或对抗更具吸引力”。
演讲最后，沙利文总结道：“因此，我们将坚持到底，并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在座的各位，继续与我们合作，明确暴力破坏国际体系的行为不会得逞；继续致力于外交，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外交变得更加重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引领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将是自由社会成功和强大的基础。世界政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掌握着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应该拿出远见、决心和共同的使命感，作出正确的选择，塑造未来，造福我们的同胞和子孙后代。因此，感谢你们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很高兴能与（主持人）博格进行对话。谢谢”。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活动主持人挪威前外交大臣布兰德(Borge Brende)提问到：“我们在冷战后有一个秩序，冷战后秩序的基础是法治、接受《联合国宪章》。而这一秩序似乎不再是（当今的）秩序了。我们正在走向新秩序。因此，我们处于两种秩序之间。您同意这一点吗？或者说，我们是否有办法从旧秩序中保留积极的一面，将其带入新的世界秩序？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新的世界秩序变得像丛林一样重新生长，而我们宁可拥有基于国际法和原则的秩序，几十年来这些秩序给我们带来了繁荣和自由？”
沙利文回答说：“我想，也许这是我内心的老教师出来了——我认为这更像是时代的过渡，而不是秩序的过渡，但两者算是表亲关系。我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我并不认为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会被某种新秩序完全取代；它显然会像1945年以来的几十年间多次演变那样演变。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在以一种更加鲜明和独特的方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在发言中谈到的，我们——你知道，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处于新事物的开端。我们有能力塑造新的面貌。它的核心将是现有秩序的许多核心原则和核心机构，这些原则和机构经过调整，以应对我们当今面临的挑战”。
沙利文说：“这就是我在发言中试图阐述的大部分内容。其中一些涉及地缘政治，并表明犯罪不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你将为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等国的侵略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有一部分涉及地缘经济，以及我们如何建立或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应对气候危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这一主要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问题”。
沙利文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让那些在1945年后没有发言权、但今天理应拥有发言权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非洲联盟今年刚刚加入二十国集团（G2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是，是的，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认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说起来简单，但现实却非常复杂，那就是相互依存时代的战略竞争。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但同时也存在竞争。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投资于我们自己，投资于我们的盟友，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竞争，同时也能为影响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竞争对手的世界性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布兰德谈道：“谢谢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一个没有多边主义和法律——国际法的多极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曾在欧洲尝试过”。
沙利文说：“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我们当今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大规模地提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我们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可以为我们今后如何应对长期危机，如气候变化和紧急危机：如中东目前发生的情况提供很多经验教训。我以乐观的态度开始和结束我的演讲，因为我认为，我们自己有能力决定是否挺身而出去做这件事。我们有这样做的工具。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将这些工具付诸实施？这是我们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政治意愿问题。那些正在努力唤起这种政治意愿的人需要团结起来，努力对我们在2024年面临的巨大挑战做出共同、一致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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