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雷利：这是决定未来几十年的时刻，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

11月6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布鲁塞尔出席了2023年欧盟驻外使节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欧盟驻外使节年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45个欧盟代表团和办事处的欧盟大使，以及欧盟军事和民事使团与行动负责人、欧盟特别代表、特使和欧盟委员会驻所有27个成员国代表处的负责人。今年的会议于11月6日至1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资料图片 © 美联社图片

博雷利当天在讲话开始时向与会的欧盟大使们说道：“欢迎回家！我想这是欢迎你们的一种冷静的方式，因为当前的严峻形势并没有给你们太多张扬或夸夸其谈的空间。你们来这里参加这次大使会议，与布鲁塞尔的工作人员进行讨论、相互见面和接触，这很好。我们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交使团和网络之一而感到自豪，欧盟各机构（依赖于此）。这将持续一周。这表明这不仅仅是一次形式上的活动，而是旨在深入讨论。整个一周我都不会和你们在一起，也许星期五也不会，因为我被召唤去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中东，你们可能会理解。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

博雷利说：“近两年前，当我提出 （欧盟）《战略指南针》时，我说过：‘欧洲处于危险之中’。那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开始之前。那是在萨赫勒当前的重大危机之前。那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爆发之前。当然，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说过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看到，暴力和竞争激增，加上气候和生态危机加剧了该地区各国的安全风险，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变得难以忍受。由于气候变化，人们无法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生活。因此，未来数月，而不是未来数年，必将是决定全球和平和世界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欧盟安全和全球信誉的时刻”。

博雷利说：“首先，请允许我谈谈这次活动。亲爱的同事们、亲爱的大使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审视世界的混乱局面，并努力寻找超越关于混乱和危机的经典措辞的参考资料。为了让这些留在你们身边，我试着把我的想法整理好，远离手机、远离日常事件和永无止境的新闻，其中大多数都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我的第一个结论，这些天我的思考是，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程度增强、多边主义程度降低的世界。世界充满两极，但并非所有两极都是平等的。我们已经远离维也纳会议之后的19世纪世界，当时由五个欧洲强国主导世界。多极化不仅指军事能力和财富。它不仅涉及军事和经济，还涉及思维、不同的真理和对待世界的不同方式”。

博雷利说：“显然，在战略上，我们必须应对两个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完全并驾齐驱。但请看，当中国在七十年代中期向世界开放时，它（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而今天，它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令人惊叹，不是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1%到80%。这将标志着新的两极分化。这将标志着我们的未来。但还存在其他极点。还有其他极点。事实上，也许有十几个极点是强大和不可或缺的地区行为体，而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处于中间位置。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大国。我们不是一个军事联盟。我们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但我们远不止是一个地区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试图与每个人讨价还价。在价值观和理想结果方面没有明确的共识。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交易型世界”。

博雷利说：“当然，这种描述过于简单，但很明显，不同行为体的多元化增加了该体系的无序状态。这对多边主义也有影响，由于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缺乏全球共识，多边主义被削弱了。你可以在联合国看到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安理会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然后他们转到联合国大会，然后联大绕过安理会的否决权，（然后）这些决定很少得到执行，因为它们不具有约束力。甚至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也得不到执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继续为多边主义而战，因为它是对抗强权政治的最佳良方。我们欧洲人必须思考如何振兴多边主义”。

博雷利说：“我希望，在这一周里，大家能各抒己见，从各自的实地经验中思考问题。现在谈谈具体的事情。我不会面面俱到，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让我从最紧迫的问题开始，这当然就是我们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目睹的暴力事件的爆发。那天早上，当我从危机室打来的电话中醒来时，我有一种与2022年2月基辅开始遭受炸弹袭击时同样的感觉。我感觉到，这是决定未来几十年的时刻，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中东正在发生的悲剧是政治和道德集体失败的结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拒绝把局势看得一目了然，这种代价将继续增加”。

博雷利说：“这种道义和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真正缺乏解决以巴问题的意愿。是的，我们正式承诺了两国解决方案，但却没有任何可信的路线图来实现它。今天，以巴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这是两个拥有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的同等权利的民族的问题。因此，他们需要分享这片土地。请看看奥巴马的文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关于以色列和加沙的想法。它很能令人启发思考。是的，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他们必须共享这片土地。问题是，今天我们没有就‘分享 ’的条件达成任何协议。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协议——还记得30年前的《奥斯陆协议》吗？是的，我们有一个协议。但我们根本没有执行。这就是问题所在”。

博雷利说：“与此同时，暴力也在增加，数字确实令人震惊——不仅仅是哈马斯上次对以色列人发动的可怕袭击和以色列的回应。从2008年到上月7日之前的2023年，受伤和死亡人数实在太多了。发生了什么？《奥斯陆协议》为什么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在一些人的狂妄和另一些人的绝望之下，双方阵营中的否定力量都在继续壮大。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化一直在进行，而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侵害却逍遥法外——10月7日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残暴。三十年前，约旦河西岸有27万定居者。现在有70万人，几乎是原来的三或四倍。在巴勒斯坦，完全缺乏远见和旨在偏袒极端主义势力的邪恶算计导致温和派势力被边缘化，而激进派势力却从中获益……”。

博雷利说：“去年，在约旦河西岸有154名巴勒斯坦人和20名以色列人被打死。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野蛮行径——这些行径绝对毫无道理，不可原谅；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悖论：近年来，我们认为，即使当地局势因《亚伯拉罕协议》 而继续恶化，以巴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不仅是我们，西方国家，所有人都抱有这种幻想。许多人认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可取的正常化，将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带来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没有发生。甚至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这样的人在10月7日之前也说过：‘该地区几十年来从未如此平静’。几十年来从未如此平静”。

博雷利说：“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盲目性呢？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巴冲突不再是以阿冲突。现在，它正在成为一场宗教或文明之争。昨天，我听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威胁西方说：‘听着，你们还想让新月与十字军之争重演吗？’（le croissant et les croisés）。这些话很强硬，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对抗。在以色列方面，约旦河西岸的极端主义势力决心通过屈服或流亡来结束巴勒斯坦问题。而在约旦河西岸，哈马斯并不存在。在巴勒斯坦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他们想要摧毁以色列并威胁西方，在他们看来，我们保护以色列——当然，我们确实保护以色列”。

博雷利说：“没有政治战略的支持，就没有成功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还必须遵守国际法，包括寻求尽可能避免平民死亡和痛苦的法律。忽视人的代价最终可能适得其反。我提到奥巴马，但我也可以提到康多莉扎·赖斯（美国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的一段话，她多年前，即2011年，就非常清楚地解释说，我们看到的总是同样的情景。哈马斯挑衅，以色列军事回应，国际社会磨拳擦掌。康多莉扎12年前就说过（这一点），这次也不例外。我不知道，多少年来，美国的所有国务卿都必须在以色列的自卫权和保护美国与……盟友和朋友的利益之间寻找微妙的界限。以色列人的过激反应最终使他们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这种情况一再发生。2011年、2023年，我们都处在同一个地方”。

博雷利说：“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认为我们欧洲人在道义和政治上有义务参与其中。不仅要提供援助，还要为持久解决作出贡献。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我们为政治解决作出贡献的能力将是对我们信誉的重大考验。当然，在短期内，首要任务是在暴力中实现和平。这并不容易，因为加沙的人道主义悲剧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一直要求以色列不要被愤怒蒙蔽双眼——我认为这也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必须向他们发出的信息：不要被愤怒蒙蔽双眼。正如欧洲理事会所指出的那样，自卫权必须根据国际法来行使”。

博雷利说：“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不会回到2023年10月6日的局面。这必须是一个实现和平的机会。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没有政治战略，任何人都无法赢得反恐斗争。你可以镇压人民，但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即使哈马斯在加沙被连根拔起，也解决不了加沙的问题，更解决不了约旦河西岸的问题。因此，反应过度总是可以理解的，但永远不会有效，康多莉扎·赖斯的话让我回味无穷，就好像是今天早上说的一样。这些话是十二年前说的。我认为我们有三项责任。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坚定而平衡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欧洲引发这场冲突。自10月7日以来，仅在法国就发生了1000起反犹太行为。必须与这种行为作斗争”。

博雷利说：“反犹太主义或反穆斯林情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要在这里当面感谢你们，（感谢）我们的团队在实地所做的工作，感谢他们为我充分了解日常冲突的情况所做的卓越贡献。说它是‘休战’、‘窗口’也好。但我们需要暴力消退，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尊重。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作为释放人质的第一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接触人质，以此来平衡人道主义暂停，是我们应当努力采取的举措。大规模增加人道主义支持、从加沙撤离第三国国民、以色列作出相称的反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与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卡塔尔、埃及、沙特，当然还有美国和联合国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也是必要的”。

博雷利说：“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全面和最终的解决办法，这在今天显然是遥不可及的。今天，它是遥不可及的，但要以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拉伯国家、欧盟、土耳其和美国以及过去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的挪威参与的政治进程的方式来实现。如果我们不成功，这是两国解决方案的最后机会。如果我们不成功，我们肯定会世世代代陷入暴力和相互仇恨的漩涡。因此，让我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但不是唯一的一个。不要忘记乌克兰。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俄罗斯的侵略作斗争。如果乌克兰输了，我们也就输了。我们需要保持一致，团结一致地支持乌克兰。我们是乌克兰的第一支持者。我们比美国还多，你们知道这些数字”。

博雷利说：“加入欧盟的前景、制定实质性的经济和财政援助计划、通过‘欧洲和平基金’（EPF）和双边渠道提供军事援助、提供安全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须帮助乌克兰的军事攻势——乌克兰正面临重重障碍，遏制俄罗斯的入侵并收复领土。俄罗斯随时准备牺牲更多的人员和装备，而丝毫不考虑为此付出的人员代价。在普京之前，斯大林认为数量本身就是质量的源泉，就好像人的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一样。乌克兰人无法承受的人力代价，俄罗斯人或许可以在短期内承受。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乌克兰，我们也不应错过扩大欧盟的挑战”。

博雷利说：“乌克兰已成为一个新的（欧盟）候选国，它正在推动等待多年的前候选国的队列。整个候选国队列将会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挽回在无休止的入联进程中失去的时间。两场战争的起因和后果不同，完全不同。但坦率地说，中东危机已经对我们的乌克兰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我最近访问华盛顿参加首脑会议期间，我有机会与两位主席，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一起，直接向拜登总统和我的同事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达了我的担忧，即我们对乌克兰的国际支持可能会因为被视为双重标准的做法而受到削弱。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

博雷利说：“我们的所有使团都有巨大的责任根据当地对话者的情况进行反驳。‘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许多国家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到欧洲和美国——西方世界的区域性问题。这是西方的问题。尽快解决它。因为我们无法承受这场战争的后果。他们会利用中东危机来强调他们所认为的我们在定位上的矛盾，甚至是欧洲人之间的矛盾，正如在上一次联大决议表决中所表达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申对联合国和其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支持，他正在各条战线上作出巨大努力。作为大使，你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使你们的语言适应不同的背景，既可以谈论韧性或制裁，也可以谈论遏制、建设与和解。这是你们技能的一部分，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的一部分”。

博雷利说：“但千万不要错误地把全球问题归结为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对立。我们必须摒弃这种思维定式。这将对我们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认知造成破坏。我们不是西方世界的前哨。我们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的守护者。这就是我始终的信息。我们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的维护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就是我们的信息。这不是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对抗。这是作为多边主义最佳基础的《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请大声传达这一信息。要知道，每个‘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价值观，它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将乌克兰的挑战置于自己的优先事项之上，这些优先事项与气候变化、数字转型、债务有关。它们希望在多边机构中有更好的代表性”。

博雷利说：“是的，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多边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这一点，理解这一思维框架。这不是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对抗。我们是《联合国宪章》价值观的支持者，它是多边主义拯救世界和平的基础。那么，除了俄罗斯，还有中国不是吗？中国是房间里的巨象。我上个月访问了中国，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将举行下一次欧盟—中国峰会。我去了中国，传达了五个关键信息，在我看来，这五个信息是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导——欧盟理事会确定的框架政策：首先，我们无意阻止中国的崛起，也不想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我们也不难向北京澄清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多层面关系，我们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的主权”。

博雷利说：“第二，坚定不移地坚持与中国进行制度性对立的理念。他们不喜欢这样，我理解，但我已经向我的中国对话者解释过，当然，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是对手，因为我们捍卫的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世界其他国家正看着我们，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中国的目的是以有时更接近北京而不是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为见证，推翻我们对权利的普世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接受与中国的竞争和对立。但作为对手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敌人。我们只是呈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体系。因此，这将会发展到其他领域，也会发展到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而这些技术和人工智能将框定社会的运作方式。不要试图逃避。是的，我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内在的竞争，因为我们拥有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不是敌人，我们不反对中国的权利，中国在世界上可以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中国”。

博雷利说：“但第三点是，我们需要让中方明白，在欧洲公司发现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时候，中国将很难继续进入欧洲市场。我们（欧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巨大，每年达4000亿美元，而且仍在快速增长，过去两年增长了60%。这不是简单的竞争力差异造成的，这是中方的论点。造成这种巨大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公共补贴，而且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的出口影响到我们传统上具有优势的主要工业领域，如汽车和化工行业，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博雷利说：“如果中方继续否认这种不平衡的现实和后果，就有可能看到欧洲要求更多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不是保护主义者，但也许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如果中国不开放，也许我们就不得不关闭。这是必须讨论的问题，因此我想谈第四点：去风险（de-risking）。去风险战略的目的不是要摆脱中国，而只是要做中国已经在做的事情：分散供应来源，从而分散风险。我在北大告诉他们，我们只是在遵循习主席的建议：‘中国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Ok，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去风险”。

博雷利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去风险’措施，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道理。常识。但常识并不需要带有好战口音或意识形态色彩。这只是一个更好地组织我们与这个非常重要的伙伴的互动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当局更应该担心的是，欧洲在中国的外商投资正在减少。在华的外商留了下来，但却没有新的外商加入。新来者在充满活力的东南亚经济体有了新的机会。因此，与我们的去风险化相比，中国应该更担心这一点。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安全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将其视为反华阴谋。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中国，我们必须提高与中国的合作水平：中国的系统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没有中方的大力参与，任何世界性挑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燃烧的煤炭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如果没有中国的大力参与，你怎么能假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呢？”

博雷利说：“重要的是要继续合作，继续明确我们对中方的期望。我亲自告诉中国朋友： ‘我期待你们在乌克兰做得更多’。我们并不期望中国采取我们的立场，但我们期望中国与乌克兰人有更多的接触，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并说服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好吧，我应该谈谈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利比亚、埃塞俄比亚、苏丹、也门、伊朗、中非共 和国、缅甸、阿富汗、塞尔维亚-科索沃，别担心，我不会谈的。首先，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我想把注意力放在两个横向问题上，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博雷利说：“第一，安全问题。请记住，我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安全政策。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安全政策。不仅仅是军事。经济安全正日益成为我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关门，相反，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发展更多的投资和贸易联系。‘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计划就是为此而设的。我们必须放弃旧式的采掘主义：‘锂在哪里？’ 拉丁美洲的人们认为我们又来寻找矿产了。不，这不是‘你们的矿产在哪里？’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与你们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利用自然资源，使你们增加价值，并从我们的需求中获益’。”

博雷利说：“我们必须看一看（美国）《通胀削减法》的后果。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扩大欧盟，这也许是我们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必须发展欧洲政治共同体（EPC）。在安全问题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欧盟《战略指南针》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前几天，我们在西班牙举行了北约框架之外欧盟军队之间的首次军事演习。来自9个欧盟国家的近3000名士兵参加了演习。这是‘快速部署能力’正在形成，而且将会实现。这将是本（任期）的最大贡献：使安全政策成为（欧盟）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博雷利说：“关于萨赫勒问题。我们迟早会受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当地更多的军政府意味着更多的不安全、不稳定，更多的移民流向欧洲。我们的战略耐心没有带来结果。在尼日尔，我们欧洲人之间的不团结削弱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答案。我们未能支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这是我们一再重复的口头禅之一——比如‘两国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并不得到落实。总之，我们在安全和防卫领域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更多的财政（手段），我们需要加强军队之间的协调”。

博雷利说：“第二个横向问题是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全球南方’——我并不喜欢这个词，这是一群复杂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立场。但这是一个已被（引入）公开辩论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称之为‘全球南方’，并认为它的存在是对过去500年来主宰世界的西方的一种回应。我们现在明白，在思想上，这已经结束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新现实的后果和实际结论。是的，大多数国家都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它们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许多国家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制裁。而当前的巴以冲突将加剧对双重标准的指责”。

博雷利说：“当我们谈论对西方的不满时，有两件事必须考虑在内。一个是新冠大流行，另一个是气候变化。请看一下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的疫苗接种数量图表。你会看到，在2021年10月，也就是两年前，我们高收入国家——-每人接种了1.4剂疫苗。如果你是低收入国家的居民，你们的疫苗接种量要少30倍，只有0.04剂。是的，我们曾是最大的疫苗提供者。是的，我们曾是最大的疫苗出口方。但实际情况是，当我们每人接种1.4剂疫苗时，他们的接种量要少30倍。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它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落后于我们”。

博雷利说：“第二件事是气候变化。如果谈到气候变化，请记住，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累积排放量的近25%，几乎是四分之一。非洲的人口是这里的三倍，却要为3%的排放量负责。南美洲占3%。所以，他们告诉我们：‘是的，存在问题。当然存在问题，但问题是谁造成的？当然不是我们。是你们造成的。因此，很显然，你们必须做好准备，为绿色转型提供更多支持’。但请记住全世界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非洲有6亿人从未见过电灯泡。因此，不要告诉他们必须采用绿色和数字化技术，因为他们会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从没见过电脑屏幕，也从没见过电灯泡。绿色和数字化？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吃饭’。”

博雷利说：“他们的优先事项不同。我们考虑的是20年，他们考虑的是20天。这一点必须在我们的方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是的，他们必须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但不同的责任带来了共同的努力。我们欧洲人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当我们承诺提供1亿欧元支持气候转型时，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推销它，解释它，因为我们似乎做得还不够多。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它们的绿色转型”。

博雷利补充说：“我们与南非的伙伴关系标志着一条好的道路。非洲联盟是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必须与国际机构、金融机构进行更多接触。我们必须给它们留出空间，因为当我们创建这个世界秩序时，其中许多机构并不存在，它们当时是殖民地。还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很小，所以它们当时说话不算数。现在，它们说话算数了。它们是独立国家，它们希望有能力参与建设的不是70年前建立的秩序，而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所产生的秩序”。

博雷利说：“因此，要积极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的社会，不要厌倦支持乌克兰，与厌倦作斗争，表明我们的中东政策首先是一项原则性政策，植根于国际法。在谈到以色列人的自卫权时，永远不要忘记提及这一点，他们当然有自卫权，而且必须使用这一权利。尽一切努力加强我们与‘全球南方’的联系。25年后，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非洲，占世界总人口的25%。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颗‘青年人炸弹’。非洲的年轻人，非洲的年轻人不想成为问题，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机会。但你们能想象吗？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在非洲。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六个国家中有四个是非洲国家”。

博雷利说：“非洲不仅仅是一片苦难和移民之地。非洲不仅仅是战争之地。是的，有很多战争，但它也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是人类不断发展壮大的地方。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非洲事务。我们想说，我们是（非洲的）首选合作伙伴。我们在这方面成功了吗？我认为还不够。如果我们想成为非洲的首选合作伙伴，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做得更多。我交给你们很多任务，我指望你们。现在是关键时刻，请努力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