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解构的智者米歇尔·福柯第五节 理性与疯癫之二

［提要］福柯在历史文献中寻找证据，以说明疯癫是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共同构造的社会功能。理性的强势话语，造就了对疯癫的判定，而疯癫只能沉默相对。但是疯癫的权利又借助艺术创造彰显出来。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他们发出比理性更强的声音。

反叛与解构的智者米歇尔·福柯 AFP

问：福柯似乎认为，社会对待疯癫的态度是退步的，这点很让人费解。

答：这一点要从福柯把疯癫看作一种文明现象来理解。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他把一个自然的断片，还原到历史之中，将我们迄今认作为一种医学现象的疯癫转换成一种文明现象”。这个看待疯癫的角度是完全另类的。福柯认为，疯癫是理性对非理性的一种强暴，在这个强暴中，疯癫是处在被排斥的地位。一个 精神正常的人，会以负面的命名指称疯癫，比如神经病，疯子，神经错乱等等。听友们自然能体会这种称呼所具有的贬损之意。正是这种理性对非理性的命名，使社会对疯癫采取排斥的态度。疯癫之人在社会中毫无地位，使他们被收容被禁闭，他们唯一合理的处所是精神病院。这里对人可能比监狱还要残酷，听友们只要回想一下美国那部著名的电影《飞越疯人院》，就能明白福柯的意思。但这还不算，对社会另类人的这种指称，很方便地成为专制暴政实施政治迫害的口实。我们只要想想前苏联有多少自由的思想者被关进疯人院就可以明白。听友们要记住，福柯的所谓古典时代，是指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因为我们在人文学科内谈古典时代，一般都专指希腊罗马时代。而福柯恰恰认为，在希腊罗马时代，疯癫还不是理性所排斥的对象。据他考证，中世纪时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相当宽容的，所以会有愚人船这种形式。他说，“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而且他还认为，那时人们给愚人船以方便，因为有一种象征的意义。他说，“水给这种做法添加上了它隐秘的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净化的作用”。罗兰·巴尔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在那时，疯癫还没有以疾病的形式对象化，而是被看作通向超自然的一条伟大道路，一种交流方式”。

问：那么难道精神病学的发展，反而剥夺了疯癫者的自然权利吗？

答：问得好。我们应该记住，福柯不反对精神病学科，他自己就在学习这个学科上花了很大的精力。他还为此写过一部书《临床医学的诞生》。他的研究角度不是精神病学本身，而是疯癫这个社会事实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他要揭示的是社会对疯癫现象的认识，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神经质，或精神异常、错乱，就把他判断为病人，需要排斥、禁闭和用药。他所说的疯癫，含义其实相当广泛。可以说从一般社会观点看，不符合常规，不符合大流的行为，甚至智力上的迟钝，都在其中。性取向的不合常规也包含在内。要知道，欧洲对同性恋的宽容态度，也是近20-30年才有的。从前同性恋都是归入精神病科的，听友们可能知道，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图林，他是二战期间英国破译德国军事密码的大功臣，在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他居功至伟。但他是个同性恋，为此遭到过逮捕，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服药治疗，结果居然就过世了。像图林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大天才，竟这样死掉，真让人痛惜。福柯也是同性恋，他关注精神病学，又关注疯癫，这和他内心的感受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要探究什么是疯癫，理性凭什么可以有裁判权。罗兰·巴尔特说，在福柯那里，“观察者（理性的人）根本不具有胜过被观察者（疯癫者）的客观优越性”。这话倒是一语中的。福柯考证说，在十七世纪，启蒙理性开始展现时，疯癫就被赋予了非理性的特征。那时开始大量收容疯癫者，禁闭他们，用各种办法治疗他们。那些治疗是相当残酷的，几乎就是折磨。比如捆绑，泡冷水，灌肠，服麻醉剂，总之那些疯癫者、流浪汉、痴呆者，都被当作社会边缘人，都被当作兽性附着人身的表现，所以施加强制是合理的。我曾去参观过法国南方的圣雷米疯人院，就是当初梵高曾经住过的那个疯人院。在梵高的病房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屋子中间有一个大澡盆，墙上都是粗大的铁环，用来捆绑那些疯癫之人，把他们用铁链拴住，强制进行冷水浴。连梵高这样的大天才也不能幸免，看了真叫人伤心。法国精神病学的创始人皮奈，首先提出对病人不要用镣铐，这被看作是人性化治疗的开始。照说应该是精神病学的进步，但是罗兰·巴尔特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进步主义者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错误观念，他认为皮奈把疯癫者从镣铐中解放出来，但又断定他们所患的病症是理性的缺失，把人的一些非理性的精神表现，当成精神疾病。他说皮奈在解放肉体方面是一个进步，但在人类学上却是个退步。

问：看来，像福柯、罗兰· 巴尔特、乔治·巴塔耶这些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看来，非理性的领域，是人的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块。

答：是这样的。比如福柯在他的疯癫史中，好几次举出文艺复兴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为例，嘲笑理性世界的知识。伊拉斯谟这位人文主义的大师，借所谓愚人之口，痛快淋漓地攻击教会哲学的理性主义。在伊拉斯谟笔下，所谓的正常、理智才是反常和疯狂。因为恪守理性教条的哲学家，把人的鲜活的灵魂变成了沙漠。他尖刻地反讽说，“智慧是一种像麻风病一样，极易传染的东西，所以要时时提防，一不小心就被感染”，“严重的和不可避免的无知，的确减轻和延缓了道德状况的恶化，而且还全部抵消了所有不道德行为延伸的罪恶”。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最具理性的哲人，可伊拉斯谟居然在《愚人颂》诗赞中说：“苏格拉底那个谨慎思考的工具，让上帝像他自己，结果反而愚不可及”。伊拉斯谟对理性与非理性，清醒与疯癫，智慧与愚蠢的论述，让福柯极为欣赏。他说，“伊拉斯谟是从一个远距离来观察疯癫，他是站在自己的奥林匹斯山上观察它”。好，下一次谈福柯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来分析疯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