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步入哲学殿堂的福柯，同时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大感兴趣。尼采成为他阅读最多的作家。福柯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解构理性，试图开拓人类精神领域中更深入、神秘、广阔的疆土。他在这方面的关注，被人比喻为法国的尼采。
问：福柯从理性主义入门，后来却关注疯癫问题，这个思想跨度可是相当大呀。
答：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人们常说，你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福柯的个人性格、经历和他去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关系极大。进入巴黎高师后，他的性取向开始影响他。他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要知道在当时的法国，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国家，同性恋是不被社会公开接受的。与福柯同为高师学生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岱说：“那时，同性恋是耻辱，只能秘密活动”。福柯在学校曾几次有过自杀的念头，校医为他保密，但也明白，他的自杀冲动和同性恋的失败体验与压力有关。埃里蓬在福柯的传记中说：“事实上，每当福柯夜晚从常常光顾的吸毒场所或同性恋酒吧回来时，总是一连几小时处于消沉、不适和羞于见人的状态”。这种个人状况无疑是导致福柯对精神病学，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的原因。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性取向异常的、极其敏感的青年，会因自己与众不同的经验而询问自己，你是否确实知道你是谁？你的理性和感觉的冲突，该如何解释？什么是正常与反常的界限？谁有权力判断道德上的对错？
问：可能就在这些问题里，人们会发现非理性的思考，有它的合理性。
答：你提示得很准确。在这里我要稍微扯远一点儿，讲讲欧陆哲学非理性主义的视野。这是促使福柯从黑格儿理性主义转向的重要思想资源。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与海德格尔齐名的雅思贝尔斯认为，真正体验到克尔恺郭尔与尼采思想的哲学家，绝对不会再在学院哲学传统模式内从事哲学探讨。这两个人我们在讲存在主义哲学背景时介绍过。我们知道，像福柯那样讲哲学的方式，曾被德里达称之为非哲学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就源自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美国研究非理性哲学的大师威廉·巴雷特说：“他们两人的哲学都没有发展出一套体系。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嘲笑体系的创造者，甚至否认构建哲学体系的可能性。于此同时，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远远超前他们时代、只有下一个世纪的人才理解得了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个人，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存的广度和深度，是抽象的理性教条，不能完全解释的。这个思考角度在后来的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更为丰富的论证。福柯自己承认，“我至今还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笔记，数量很大，甚至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笔记还要多。海德格尔的著作对我的整个哲学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承认，尼采的影响超过了他，我对尼采的了解远比对海德格尔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他们两人的书，是我极重要的经验”。
问：福柯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直有兴趣。这是不是他的左翼立场的来源？
答：在上世纪中叶，法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持左派立场的。而且也很少有人不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因为法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他们应该站在社会的立场，而不是政府和权势的立场上说话。这种为民请命式的情怀，似乎是天然合理的。福柯也不例外。但他的情况有点儿特殊。因为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家阿尔都塞关系密切。福柯刚获得教师资格，阿尔都塞就请他到法国高师讲授心理学。阿尔都塞那时正在构思用结构主义方法去解释马克思。这个思考后来的成果是《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福柯加入法共就是阿尔都塞促成的。只是他在1953年就退党了。阿尔都塞认为，他退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同性恋，而福柯自己却说，他退党是因为斯大林炮制的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这个案子给他留下了精神创伤。他后来解释说，对这件离奇的案子，“尽管我们并不信服，但大家还是努力让自己相信我们刚刚听到的事儿。这正是我后来斥为令人厌恶的态度。而我当时就持这种态度。这曾是我在党内的生存方式。明明这是完全不可信的事情，却强迫自己维护它”。可以想象，像福柯这样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党偏偏让他去相信一些只能哄骗孩子的谎言，这简直就是对他的智商的侮辱。所以福柯说，“就从那一刻起，我疏远了法共”。福柯之所以能保持头脑清醒，及早抽身，正是因为他还未让所谓党性的毒素侵入他的肌体，否则他经历的这种党内生存方式，非得毁了他。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党性党性，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问：不过我倒觉得，受西方自由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大容易被党性腐蚀。西方知识分子毕竟和俄国、中国这种有东方专制传统的国家的人不同。
答：可能你说得对。但总而言之，一个人一旦以党性代替了人性，这个人基本上就无药可救了。幸亏福柯没中招。而且有意思的是，福柯认为他的大彻大悟是受了荒诞派戏剧的启发。那是在1953年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在巴黎一个小剧院里，看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这出三个多小时的戏，只表现两个流浪汉彼此说着废话，或一些意义不明的话。要么干脆就沉默。他们的目的是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这出戏一下子轰动了巴黎，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战后一代人不知前景如何，却又焦急等待的心理状况。舞台人物绝对空虚、无聊，却又似乎暗示着，要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仿佛只能在哪些蠢话、无聊的话中寻找一点意义。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叶曾评论说，戈多就是上帝。但他也可能是期望更好社会的一个世俗理想。剧中那个奴隶，不就是一个让自己的思想处于奴役状态的人吗？或者戈多就是贝克特追寻的那个自我，他始终抱着希望，能最终寻找到自我。福柯在晚年总结说：“我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作为学生，眼前曾有过一道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构成的地平线。这道地平线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就我而言，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首演，使我实现了突破。那真是一场特别激动人心的演出”。詹姆斯·米勒在谈到福柯的这段经历时说：“这出戏充斥着轻浮的言行，愚蠢的念头，和流产的玄学。戈多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自由和责任的观念被人淘去了任何道德含义”。贝克特自己后来解释说，“道德价值观是无法得到的，甚至谈论真实都不可能，尽管看上去很荒唐，但是借由这种荒唐的形式，透过赋予无形事物以形式，艺术家很可能会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福柯要寻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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