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提出“自由选择就是承担责任”，而他本人就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这些理论。他的一生是积极介入的一生。他从来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相反他参与了当时法国的政治生活，几乎对所有重大社会议题，都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他在全世界发言，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直接投身政治行动。
问：萨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似乎并不仅仅来自他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他的政治活动也有很大的影响。
答：对，我们前面提到他的介入理论，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他一生的活动。前面我们花了一些篇幅介绍他的哲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思想如何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法国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家米歇尔·维诺克有一段对萨特的描述，很传神。他说：“自战争结束以来，让-保罗·萨特就统治着舆论舞台，所有的人都见过他的照片，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他首先是凭自己的外貌引人注意。他身材矮小，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信里称他为‘亲爱的小矮人’。他还患有斜视、散光，只好带一副圆形玳瑁眼镜矫正视力。头戴标准的礼帽，头发梳得齐整，有一道清晰笔直的中缝分开，常穿很时尚的排扣西装上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或者嘴里就叼着他的海泡石烟斗。萨特咋一看上去挺丑，但他一开口，这种感觉顿时消失。他以那略带鼻音、听着悦耳的声音，说出来的话总是深奥、精辟，全无废话。他颇具音乐才能，能使用好几种乐器，弹奏各种曲调。他是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歌词作者。从小他就想成为维克多·雨果，长大之后成了让-保罗·萨特”。但是，请听友们记住，萨特一生的政治立场是左派，但同时又是一个把自由推崇到极端的知识分子。这和我们在中国现实中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的那些所谓左派知识分子，新左老左都算上，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往往和他们揣摩当权者的意图有关。我不能说没有例外，但中国的大多数所谓左派读书人，不过是为专制暴政寻找理论说明的佞人。文革中的张春桥、姚文元不必说啦，现在大陆这类玩意儿也是一抓一大把，只是水平不及张姚了。
问：那推崇自由的萨特和他的左派立场是如何协调共存的呢？
答：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萨特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有希望给人类带来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会剥夺人的自由。所以他仍然是把人的自由解放、人道当作政治上取舍的首要因素。要知道，在西方，反倒是左派以这些价值为诉求，法共的报纸叫《人道报》，左派的主要报纸叫《解放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历史已经证明萨特的判断全错了，比如他很欣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我们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浩劫，多少同胞惨遭荼毒，家破人亡。不过萨特对苏联的集中营制度，对苏联侵略匈牙利等重大事件，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为此遭到共产党辱骂、批判。在共产党看来，萨特至多是个同路人，而且常生反叛之心，并不是自己人。而且萨特持左翼立场并不轻松。1952年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共产党人与和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对共产党表示怀疑，因为“共产党是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服从共产党的命令，使他们具有战斗力”。他当时天真的亲共立场，使他与多年的老友雷蒙阿隆反目，也与多年战友加缪决裂。因为这两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清醒的认识，而萨特虽然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却认为斯大林主义并不能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可以分开处理。而实际上我们 知道，所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这场争论中，加缪和阿隆的预见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萨特本人直到1956年都是一个忠实的同路人。梅洛·庞蒂批评他是一个“过分的布尔什维克”。批评他对苏联采取一种“敬仰式的态度”。这也难怪。1954年，他去苏联访问，苏联对他的招待奉承无微不至，给萨特看了一切会给他正面印象的东西，以至萨特回来后为苏联大唱赞歌。1955年他也到了中国，依旧是好话一堆。尤其赞扬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进程。但他不会想到，这个进程是让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不归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极其残暴的罪行，让不少怀有美丽幻想的共产党人大吃一惊。随后就是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直至苏军入侵匈牙利，残酷镇压了人民追求自由的行动。萨特在这些严酷的事实面前，表现得很勇敢，真正展现了他自己的坚定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他在《快报》上发表声明，宣布和一些赞同入侵的人决裂。他说：“我怀着遗憾跟我的那些不肯揭露入侵匈牙利的苏联作家朋友彻底断绝关系。我们也不能再同一小撮官僚主义领导人保持友谊。如今，人们心中充满恐惧”。萨特对苏联的谴责，招致了法共的攻击谩骂。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萨特可能判断失误，但他却不会对邪恶唱赞歌。他始终有一条准绳，那就是人的自由。
问：他后来支持68年学生运动，其实和他的一贯逻辑是一致的。
答：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不仅和左派站在一起，也和一切要求结束殖民主义，给阿尔及利亚人独立与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他参加许多次游行，在多份请愿书上签名，表明他的立场。他发表演说，谴责法国军队的暴行，谴责酷刑，招来法国秘密军组织的痛恨。他在波拿巴特街的住所两次被炸。1958年全民公投时，他反对投戴高乐的票，因为他担心戴高乐会利用全民赋予的权力，成为新的独裁者。他写了一篇题为“青蛙召唤国王”的文章，说：“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戴高乐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一个立宪君主。这一点使问题含混不清，但是今天谁都不能再投赞成戴高乐的票，因为你们赞成的将是法西斯主义。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把大权交给一个人的方式，来让国家走出衰弱”。他所担心的，是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会断送在强人手中。信赖强人，恰恰是个人自由遭剥夺的起点。所以，他在1968年支持学生造反，就顺理成章了。他在电台采访中说：“青年学生不希望自己的前途和父辈的命运一样，也就是说跟我们的命运一样。这种命运证明我们是一群懦夫，因为逆来顺受和受封闭制度之害，而变得萎靡不振。对于不愿意进入这个体制的学生来说，反抗是唯一的出路。萨特希望青年一代能生活在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社会，而在他看来，法国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对青年人是压抑与禁锢的。其实我们知道，在法国的这种民主社会中，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受到保护的。萨特对法国社会的判断，是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出发，来判断社会的自由的品质，所以他的判断不是政治社会学的判断，而是一种哲学判断。他对学生说：“你们行动最有意义的是，把想象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评判青年说：“有一种东西从你们身上迸发出来，它让人震憾，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它推翻了制造当今社会的所有教条，我把这称为可能性的展现”。听友们会想起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正是从人应该永远把自己投向选择的行动，生命才有意义这一点出发，来判断社会的政治生活。因为选择意味着人类走向更好的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人在社会中承担起自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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