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解构的智者米歇尔·福柯 第十四节 规训与监视之三

［提要］瘟疫时期的监视与管理方式，给权力的运作以极大的方便。这一套方法在没有发生瘟疫的正常社会生活中，仍得到延续，成为控制社会的有效手段，它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部位，形成全方位监控，社会中的个人已不可能逃脱这种监控。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资料图片 法新社图片

问：上次你谈到瘟疫时期的监控手段会应用于正常社会。这个过程如何实现呢？

答：好，我们接着看福柯怎样分析权力。福柯有时称权力为统治者。这个权力把非常时期变成正常时期，把因瘟疫而采取的监控手段，变成监控人们日常生活的手段。福柯认为，在瘟疫期间，“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但是请听友们注意，瘟疫是一个动员的借口，如果没有瘟疫，权力仍然能够找到其他动员的口号，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一种社会持续动员的借口。在这里，阶级敌人就是瘟疫的替身，只有在这种持续动员下，权力才可以顺理成章地监视全社会。我注意到在对抗新冠瘟疫的过程中，大陆已经开发、推广使用了所谓健康卡，这张卡可以知道你何时出门、去了何处，还可以判定你的现存健康状况。它以红、黄、绿三色为标记，如果这张卡在瘟疫结束后继续适用，那么当局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监视公民的一举一动。为了描述这种状况，福柯创造了一个新词panopticisme，我把它翻为“全方位监控”，也有人译为“全景敞式主义”。这个词来自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他设计了一种监狱建筑，称之为panopticon。

问：pano这个词头就是表示一览无遗的全景观。边沁的这个设计一定是要一览无余。

答：完全正确。边沁就是设计了这么一种监狱，他的目的就是花费最少的精力，取得最大的监视效果。好，我们就用福柯的描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景式监狱，“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了望塔，了望塔有一大圈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是前后贯通的。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里，与了望塔相对，一个朝外，光亮能从外射入，照澈囚室。中心了望塔上只需安排一名看守，每个囚室中关着或者是一个疯子，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背景射入的光，了望塔中的监视者可以看到每一个囚室中人的动作。这个囚室就像一个光照下的舞台，每个囚犯都在敞亮的舞台上表演，监视者在暗处可以看清这些演员的一举一动”。我想听友们一下子就能明白这种全景式监狱的妙处，那就是第一，监视者随时能把握被监视者的动态，而被监视者却完全不知道他在何时被监视，因为他看不到监视者。这种监视是隐藏起来的。第二，被监视者知道他随时有可能被监视着，但又不能确切知道监视是在何时进行，所以他的行为就必须永远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他就必须按照监视者的意图，每一分钟都保持驯顺的状态。第三，每一个囚犯都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个体，他不能与人交流，不仅不能与难友交流，而且不能与监视者交流，这是一种纯粹的单向监控，所以能极大地引发被监控者的恐惧。第四，这种状态就造成权力自动发挥影响力，它把事实上是断断续续的监视，变成了心理上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被监控，所以你就认为监控是无时不在的。监控者可以随意，而被监控者则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

问：这个全景式的监控监狱，很像现在的高科技监控手段。

答：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太阳底下无新事儿。权力对社会实施监控的基本原则早已存在，并被那些聪明人说透了。福柯指出，边沁的原则是，“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即被囚者应不断地目睹窥视他的中心塔的高大的轮廓，所谓‘无法确知’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了望塔的窗户应装上百叶帘，而且大厅内部应该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声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式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建筑的外圈，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听友们可能会联想到当下中国新颁布的互联网管控条例，那些被没莫名其妙封掉微信账号的个人，他们绝不可能知道是谁在何处监视着他们在手机上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去观看监控者，但是你却知道你被窥视着，并且被惩罚封号。你就像生活在这个外环的一个囚室中，有一个中央了望塔，任意地监视和惩罚你。高科技甚至让你连这个中央了望塔都看不见，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全景敞式监狱。

问：但大家就在这样一个全景敞式监狱中生活，相当一部分人还觉得生活得很快乐。

答：是这样的情况，而这正说明，权力的目的是完美地实现了。你被监视而不知道被何人监视，你被惩罚而不知道遭何人惩罚。为了避免麻烦，你就会主动按照监视者的要求行事，渐渐地你就只能也只会有权力当局要求的正能量了。尽管这些正能量就是谎言，但你却相信它，正像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竟然能获60万点赞。点赞的这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巴普洛夫那只一听铃响就留涎水的狗。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监视、被监视、逃避、驯服，甚至拥戴的条件反射。这才是专制权力给一个民族带来的毁灭性戕害。所以，詹姆斯·米勒说，“福柯在他终于领会了边沁这本书的意思的时候，该是多么激动。在现代社会一切令他憎恶的东西中，他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突出的典型了”。为什么？因为权力的这种对社会的监控方式完全是反人道的。福柯断言，“在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因素，都是人道主义”。福柯对这种监控手段的厌恶，深深打着尼采思想的印记，因为正是尼采在他的《权力意志》一书中，提出了“末人”这个概念。尼采认为，当世界已变成一部由权力操控的监视器时，各人在其中仅仅体现出最微不足道的力量与价值。这些可怜的个人，厌倦了内心冲突，只求平安无事，为了免除痛苦，他们在权力的监控下寻找到“幸福”。尼采描述说，“我们已经发明了幸福，这些末人说，并咋巴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