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中NGO代表谈如何监督政府气候承诺

巴黎气候召开第二天的下午，在峰会主会场附近的边会场，召开了一次由中欧民间组办的中欧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对话会，此次会议的主办方是中欧社会论坛，万科集团，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欧盟地区委员会以及法国环保企业联盟。联合国环境署的代表浩博啦Arab Hoballah，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法国环保企业联盟代表，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主席得内 洛斯蒂斯以及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等三十多位代表在会上发表的演讲。

中欧社会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对话会，2015年12月1日。 rfi

虽然边会限制参加人数不得超过一百人，但是，在场听众的人数却远不止百人，会场内的过道上，以及周边的地毯上都挤满了人。

参加会议的中国企业界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他们日前在北京发表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开宣言，宣称他们将接受气候变化这场挑战，在各自的企业内部实行节能减排，为使中国城市的上空蓝天白云永驻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场中欧公民社会的对话内容丰富，从环境立法，循环经济到可持续社会转型，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自然会将话题扩展到公民社会如何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议题。

与会的法国自然环境协会主席德内 洛斯蒂斯对中国民间组织的监督功能颇有怀疑，他向本台表示，只有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监督，只有在民间有权利、有平台发出声音的时候，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所以，环境以及气候领域对政府的监督，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只能在民主开放的体制下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监督。

那么，中国的民间组织对此有何看法？我们不妨来听听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上述议题的看法。

王振耀：我认为社会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涉及到气候变化这一领域，尤其是在今天2015年，我们必须注意监督模式。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一方面，必须将社会的需求，转化或者翻译给政府与企业。另一方面，应该将政府的一些承诺，特别是在联合国所做出的承诺转化为日常的行动，而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交流似乎不太畅通。例如过去我从事救灾活动的时候就深有体会，科学家、官方以及其他专家的语言似乎难以被一般的老百姓所理解，这就需要有人从中作解释，使他们彼此都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我们必须发明各种各样的转化机制，监督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监督。第二，也应该发明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不要简单地批评政府做了没有，而是应该发明一种指标，技术与体系。因为在气候变化领域，政府与民间并没有分歧，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深有体会，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也十分着急。所以，政府与民间的对话应该拥有多个平台，中间应该有些智囊来帮助沟通。

法广：中国在数字统计上存在很大的误差，纽约时报此前披露了中国实际排碳量与官方公布数据之间的落差。中国政府对此也承认不误。那么，民间针对此一现象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因为所谓监督，归根结底涉及的是量化的监督，各国公布的减排指标也都是数字。倘若民间组织无法获得精确的数字的话，又如何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

王振耀：我十分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统计数字确实存在误差。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分析数据时出现失误我认为在所难免，今天有错，明天还会有错。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必须做出努力。而中国民间在数字分析领域也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这其实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过去中国的社会十分简单，不需要处理许多数据。政策的调整依据往往不是通过数据的分析，而是由于一时的感觉，或是情绪。而不是通过精确的计算。而今天就不同了。今天的数据太复杂了。中国在这方面缺乏一些智库能够梳理大量的数据。政府应该学会对大量的数据做出细致的分析，民间也同样如此。这样才能够使民间对政府的监督更加智慧，更加多样性，更加富有建设性。

感谢王振耀先生以及洛斯蒂斯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