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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 孟德斯鸠宽阔的法律视野

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 孟德斯鸠宽阔的法律视野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提要]孟德斯鸠是启蒙哲人中,对后世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极大的人。他是现代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是现代国家结构的创建者。提起现代国家制度,几乎无人不知“三权分立”这个概念,它便是在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8- 01-1689--- 10-O2-1755 ).的手中完成的。当今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建设中,自由与专制的抉择,文明与野蛮的抉择,仍然围绕着孟德斯鸠的思想争斗不休。

问:今天我们开始给听友们逐个介绍启蒙哲人的生平与思想。这些思想巨人们各有特色,可以说他们是构成现代世界思想图景的不同色调,丰富又变化多端。

答:我想我们今天所用来思考问题的一些重要概念,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的一些标准,很多来自启蒙哲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领域中,孟德斯鸠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关系也极紧密。1909年,严复先生就翻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复的译名为《法意》,这个意字的含义既有法律的意义,也有精神实质的意思,是很贴切的。1909年,那还是辛亥革命前,这就表明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借助于启蒙思想的,可惜这个过程至今未能完成。

好,我们还是从孟德斯鸠的生平讲起吧。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 出生在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他的家族是一个门第悠远的贵族。孟德斯鸠很为他的贵族出身骄傲,但是他又具有很强烈的平等观念,他说:“出身高贵很幸福,出身低微也并非不幸。厄运对贵贱一视同仁”。他推崇的是一位至尊至贵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生身之父是个牧羊人时,丝毫不觉脸红。我们应该知道,在欧洲,一个贵族,并不意味着有特权为非作歹,生活骄奢淫逸,而意味着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肩负着创造和捍卫高尚、优雅文化的责任。他们要遵奉克己助人的美德,表现出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就算你出身高贵,但如果你不知贵族的荣誉来自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只知过放纵寄生的生活,那就会为本阶层和社会看不起。欧洲有蒙田、孟德斯鸠这些知道自己责任的贵族,他们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托克维尔把欧洲贵族的兴衰当作研究欧洲社会发展变化的线索,他甚至认为,贵族向平民的认同和转化,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要素之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正是孟德斯鸠这样的贵族,构想出现代民主政制的国家形式。启蒙哲人中有不少出身贵族的人,他们对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问:孟德斯鸠出生时,已到了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很糟糕。

答:是这样,所以费内龙说:“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荒凉的、缺医少药的医院”。路易十四死后,年幼的路易十五继位,但国家实际上交给了奥尔良公爵菲利浦摄政。孟德斯鸠成长活动在摄政时代,摄政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巴黎高等法院恢复了权威,这个权威在路易十四时代基本上被绝对君权所取缔。可奥尔良公爵的摄政地位却是由巴黎高等法院确立的。孟德斯鸠在少年时即被家长决定要从事法律这一行。他在波尔多大学攻读了四年法律,1709-1713 期间,他在巴黎为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做助手,亲眼目睹巴黎高等法院的运作。在此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了罗马法,他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详细摘录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我们知道构成人类社会法律基础的罗马法,就是在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导下完成的。可以说他对法律精神的思考是从罗马法出发的。但是和一个普通的吃法律饭的法官律师不同,孟德斯鸠对法律的思考要广泛深入得多。

问:是的,是这样。读孟德斯鸠的著作,他谈法律有更广阔的人文和历史的眼光。

答:他关注的其实是法律文化和法哲学。我们可以从他当时所作的两件事情中,看出他与众不同之处。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西塞罗》。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在所有古人中,西塞罗最值得敬重,我更喜欢和他相像。他的性格比谁都高尚、伟大。他对荣誉的热爱无人可以比拟。他为自己争得的荣誉比任何人更为坚实”。那么西塞罗为什么吸引了孟德斯鸠呢?我想,是因为西塞罗首先献身法律,然后才进入罗马政治生活。他把遵守法律看作政治人物的行为准则。他在公元前80年为罗斯基乌斯辩护时大胆地抨击当时罗马的独裁者苏拉。在西塞罗的思想中,一个政治家有再大的权势,也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的基础是自然中的最高理性。这个最高的理性其实就是神性,它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它是永恒不变的,高于个别的统治者。在西塞罗的名著《论法律》中,他明确地说:“凡被自然赋予理性者,自然赋予他的必然是正确的理性,因此也赋予了他法律”。我们从孟德斯鸠那里,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种法律高于权势的思想。关于自然法的思想,我们前面曾给听友们介绍过,在介绍西方法律思想时,我们会经常碰到这个话题。第二件事儿,就是孟德斯鸠在巴黎结识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叫黄嘉略。从这个中国人那里他得到了许多东方政制的知识,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就得益于他与黄嘉略的交谈。

问: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特别关注东方,他们的视野已不局限在欧洲,已经开始有了世界眼光。

答:这可以说是个风尚。比如重农主义的代表魁奈写过一部书《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还要让欧洲人去学习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结果他被人称为法国的孔夫子。伏尔泰也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学很称赞,他甚至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题材,改写了一部五幕道德剧《中国孤儿》。与这一片赞扬声不同,孟德斯鸠在同黄嘉略的交谈中,详细记载了他所关心的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研究者,他理出了十几个方面的问题来问黄,比如中国的宗教是怎么回事儿?汉语的结构?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演进的解释?中国政制如何建构?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每次谈完话,他都会寻找相关材料核实比较,最后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专著中,他把中国归为专制国家的典型。不过,在他的《随想录》中,他对中国的判断有点儿吃不准,他详细记载了他的疑虑。这段思考很有意思,首先,从中国君主权力无限的角度看,它是明显的专制政体。但是中国又存在着监察制度,有言官这类设置,可以风闻上奏。文官群体对皇帝有一定的制约力量,这又有点像个共和政体。从儒家讲究以德治国,讲究仁爱而言,它又不是一个完全残暴的专制政体,而且中国有成文法,也有审判制度,又有点像君主政体。孟德斯鸠感觉中国很难明确归入哪一类,他说,这大概是个混合政体吧。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回到欧洲后对中国大唱赞歌,所以孟德斯鸠也犯疑惑,因为在他的思想中,专制政体是最邪恶的政体,所以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说中国因幅员辽阔而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可以说它是个最好的专制国家”。其实,如果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专制政体的一般性的判断仍然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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