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呼吁重启财政刺激政策引发辩论

中国经济放缓已成定局。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以来新低。数据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降、生产价格指数（PPI）“史无前例”地连续40多个月降、工业企业利润降和财政收入增速降，风险上升。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据《华尔街日报》近日的报道，一些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正大举押注中国货币下跌，海曼资本（Hayman Capital）的CEO巴斯认为，人民币在未来三年的跌幅可能高达40%。
近日，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社科院经济学者余永定呼吁中国官方重启巨额财政刺激政策，虽然仍在春节假期，仍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1月27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在前海国际金融论坛上提出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政策政策。
他说，“我建议，再一次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这一次刺激措施要比2008年谨慎一些，慎重考虑一些，但是应该再一次引入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不要害怕财政赤字。”
1月4日，未具名的“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头版接受该报记者访谈，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文，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说法，去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曾刊发类似的“权威人士”的访谈文章《五问中国经济》。
这一说法被认为是习近平智囊团队提出了所谓“供给侧改革”的策略，基本上希望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问题,“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
对这一官方调子，余永定认为，中国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而供给侧改革无法应对通货紧缩。
余永定解释说，中国钢铁年产能为10亿吨，主要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钢铁行业出现4亿吨的过剩产能，房地产投资增速锐减导致制造业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PPI的负增长和GDP增速的持续下降。
中国企业本来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名义债务负担，再加上利润水平下降、实际债务上升，银行不良债权必然增加。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是，不良债权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如果2016年中国经济会出现问题，房地产开发商被迫去杠杆、银行不良债权急剧上升可能是一个重要触发点。
对习近平智囊团队“供给侧改革”的十二字口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余永定并不看好。
他提出，目前，中国的去库存主要是指房地产去库存。但在短期内，去库存并不能抑制经济增速的下滑；去杠杆是指减少企业债务，但去杠杆同样意味着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的减弱，其结果是PPI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降成本和补短板属于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有助于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些都不是应付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
克服通货收缩需要先后做四件事：去库存、去过剩产能、清理不良债权和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否则，经济增长速度就有可能继续下降，甚至出现硬着陆。
对余永定的建议，媒体人谭一飞解读为“都要硬着陆了，还不打强心针怎么行？先保人命再减肥。”
余永定的观点并不孤立，例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最容易犯的病就是急于求成，调结构也要防止急于求成，如果用短跑的方式跑长跑，欲速则不达，本来可以跑一万米，可能跑了五百米就晕倒了，休克了。”
余永定认为，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有大量可供投资项目，例如，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江河流域整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领域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对产能扭曲的担忧，余永定解释说，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造成产能过剩。
他建议，此次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不应该像2008年那样主要依靠银行信贷，应当由中央政府担负主要出资责任，以财政融资为主，大规模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发行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执行要比上次小心，设计更好，不要太着急，挑选好项目，掌握好节奏。”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的四万亿刺激虽然留下了先进的基础设施，也造成当下房价暴涨、产能过剩的困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外界当然会担忧，新的刺激政策是否会是新的一轮泡沫的开始。
经济学家夏乐在《前海观察》撰文提出，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有放松的空间，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操作环节中也难以突破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产生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更差。 由中央政府主导更会引发道德风险。
他建议，即便新的财政宽松，也应该应当更看重创造真实就业，中国在教育、科研、医疗、养老和其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投入不足，财政应在这些方面多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