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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反人权、反宪政 一手反腐 《北平无战事》剧透当下

摘要:“众所周知,没有宪政基础的“宪法”必然是一个“伪宪法”,在“伪宪法”的基础上再提出“中国宪法日”,这无疑于在假的基础上进一步造假,持续地假能成真吗?这可绝非是“负负为正”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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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反人权、反宪政 一手反腐 《北平无战事》剧透当下
惠稿网友:李哲

一手反人权、反宪政,一手反腐,这是观察中国时政当下最真实的写照。把浦志强、夏霖、郭玉闪、徐晓等温和派一一抓起,颠覆国家罪、分裂民族罪等纲目并举,从此一团和睦、再无杂音,这可谓“掩耳盗铃式”的反人权、反宪政;以中纪委为名,凌驾司法之上,黑帮化运动式地“打虎”,即便把周永康、徐才厚、刘铁男等大小虎一一打掉,又能如何?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更广度普及,国人对国外的节日更加关注,同时对国外的选举也越发瞩目,如美国、日本、台湾等大选。“虽然吃不到葡萄,但还是能看到别人如何吃以及吃的滋味,这就好比史学记载太监虽然没有下半身,但还是会有那方面的欲望”。

世界人权日的当天,国内官方媒体对此几乎没有谈及,远不如《中国宪法日》那样热闹,纷纷普及宪法常识,不是中国版的节日,或者说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明显带有分歧的世界节日,一般而言,我们都对此不太感兴趣,所以,如果人权日要得到普及的话,那也一定是“中国版人权日”。根源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区别,这正是“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差异。

众所周知,没有宪政基础的“宪法”必然是一个“伪宪法”,在“伪宪法”的基础上再提出“中国宪法日”,这无疑于在假的基础上进一步造假,持续地假能成真吗?这可绝非是“负负为正”的算术题。

“人权”一词,在这个国度是一个“敏感词”,与“宪政”一词一样,可以允许你提出“宪法、富强、民主、文明、”等,但具体到“人权”以及“宪政”,那可是个“危险说法”。

不妨再重温下《世界人权》宣言中的部分内容: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通俗易懂地说,“人权”就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具体到中国,“人权”的危险性在于它可以“杀人不见血”,为了真正落实它,自建国以来,无数人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而死亡、囚禁者数量更没有具体数字...

与此同时,“杀人还必须诛心才能让你后怕”。比如:拍个宪政纪录片可以算非法经营罪;呼吁官员财产公布可以是颠覆国家罪;社交平台上批评民族政策以及人大代表不作为更可以是分裂民族、造谣等罪。

罪无限大,皆之有理,免于恐惧的自由背后是更恐惧的惩罚,自由言论,自由书写,自由批评,名义上有,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绝迹”的。

这种一言堂的恐惧之态,哈维尔说的很好:“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你不想说这安定得像一个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没有面包,没有香蕉,只有猪食,只有子弹,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今天一些人会因为言论被抓,明天一些人就会因为“挤地铁”而死不得发音,后天整个社会就会因为虚话、假话等语言泡沫使全民承受极其高昂的“不信任”成本,这条链条中,看似事不关己,实则密切关联,逃之不掉,除非你远离它。

德国著名神学家马丁.尼莫拉曾说:“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有人说,制定“自由”边界的官员能不恐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爬上去来统治下面。是吗?悬在空中楼阁中那些人真的“自由”吗?没错,当你滥用权力,满足自我欲望时,全天下对着你俯首帖耳时,你看似最自由,有专车,有专员,有一切属于你的专属自由,但你真的自由吗?看看周永康、徐才厚们吧。

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个个的权利都几乎是“大到无边”,最终呢?当你被打倒后,你还能不能享受最基础的“权利”,比如司法审判的公正,比如维护自己权利的自由,没有,从你高高在上被打倒成一个“国妖”、一个“叛徒”,看似时间颇久,但其实也只是那几秒钟就被定性了,定性你的还不单单是司法,固然你违法违规在先,但惩罚你的很可能主要是“帮规”。

应该相信,在缺乏人权、宪政缺位以及司法不彰的现状下,周永康们的恐惧要比一般人的恐惧更加深刻,一个刽子手惯了杀人,突然有一天自己被另一个刽子手当做靶子的话,那种失落、那种恐惧,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正如媒体报道谷俊山时所称,在移交司法候审的日子里,关押中的谷俊山有段时间每天都会“哭上好几个小时”。

好人坏人所有人都恐惧的社会,没有人能逃脱,也没有人能“独立为人”。

如何解除“恐惧”?全世界的正常人都知道要“依法治国”,把权利装进笼子里,让公民真正以选举的形式对权利形成制衡,让它想犯错都缺乏条件。世人都明白,我们也喊了几十年了,但屡屡成空。

按说都依法治国了,抓个人要公示清楚这个人的罪名,不至于让家人朋友找不到;按说都依法治国了,像周永康这类的违法分子,媒体能自由批评,但公检法部门不能随便表态,最高法院更不能坚决“拥护”,拥护什么?最终是需要你来判,审都没审完,拥护他是坏蛋?按说都依法治国了,就应该按照宪法规定,让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批评一下就颠覆国家、分裂国家。请问全世界有这样的依法治国吗?

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以真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建丰同志(蒋经国)在1948年国共决战前夕的“救党”策略。

他用了“两手”,一手反腐,一手反共。时间飞逝,从1948年“二反”算起,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还多几年,社会主义阵营今天所剩无几了,而拥有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这个“社会主义党”也产生了巨大后遗症,如何根治?目前看来,它似乎也选择了蒋经国当年的“两手抓”,一手反人权、反宪政,一手反腐,不禁感叹,历史竟会如此相似,选择竟会如此相似。

历史已经证明,建丰同志当年一手反腐陷入了党派内部斗争而摇摇欲坠;另一手反共同样也没有赢得人心,很关键的因素是那时的共产党“理念”深得人心,尤其是当时《新华日报》、《解放军报》等对民主与宪政的鼓吹。如《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社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新华日报》在1944年3月5日称,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很值得玩味,很值得怀疑,很值得思考,“两手抓”当年都没有市场,今天能达到“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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