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台湾多家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之后，自发性成为一名以调查报道为主的独立媒体人 李惠仁，今年三月在台湾文化部「文化光点计画」赞助及推介台湾电影作创立宗旨的巴黎Lightbox电影协会的引荐下，带着他的纪录片《不能戳的祕密2：国家机器》来到了法国庞毕度中心举办的真实电影节的会外片单元，与巴黎当地的电影工作者和观众们进行交流，在影片放映后的座谈会上，记者注意到，这部揭露出官僚体制对关乎到全民健康的防疫工作的恶性影响，令不少人对台湾社会的民主、新闻自由以及公民运动产生高度兴趣，于是在本次节目中，本台邀请李惠仁来到现场跟大家谈一谈他的经历与拍片的初衷...
访谈一开始，李惠仁对记者讲述，台湾在2004年首度爆发禽流感疫情，离台湾非常近的香港的高病原性禽流感则出现在1997年，两株病毒并不相同，而台湾民众对禽流感到底是什麽也不清楚，曾引起一阵恐慌。那时候，李惠仁表示自己还在电视台工作，于是从此展开了调查报道。等到2008年，他觉得台湾电视台，特别又以商业挂帅的媒体工作环境并不好，如果真想做调查性质的报道，往往会和广告主或其他利益者相冲突，而被告知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于是李惠仁选择离开，成为一名独立记者。
成为一名独立的并以调查报告为主的记者与纪录片导演之后，李惠仁表示，最大优点在于，包袱变少了，对于自己想进行的调查，没有人会来表示关切或阻扰，不过，也不是没有缺点，好比，就像记者提到的资金问题，李惠仁回答说，离开电视台后资金当然变少了，必须另找来源。另外，以前在电视台，公司会有法律顾问，现在，他也必须自己承担做调查报道的相关法律责任。
记者继续追问李惠仁如何筹备资金？他介绍说，在台湾独立记者会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替媒体做报道，例如他自己就会为一些杂志写文章。至于拍纪录片的话，这两三年来，台湾有些变化出现了一些募资平台，让理念相同的人通过这种平台互相支援。比方说，他自己原来在主流媒体工作的记者朋友，就靠不同的募资平台，筹到台币300万来自办杂志一年。他以后的拍片计划亦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募集资金。
记者回到李惠仁之所以拍《不能戳的祕密》纪录片的缘由，主要是基于发现台湾农政单位隐匿禽流感疫情，那在这么多年跟踪追查下来的过程中，李惠仁到底在这个纪录片系列里想说些什麽？他对记者指出，国家官员一直在禽流感疫情上说谎，即不敢也不想承认台湾的禽流感毒株实属高病原性病毒，必须要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然后为了圆这个谎，又要再说一百个谎来圆前面的谎，因此，他开始发觉这个国家机器的环节有螺丝松了，机器运转开始不正常，于是他试图通过他的报道，去呈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说，我们想要这部机器走得更长更远的话，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去修理坏掉的零件。
台湾民众与农政官员看完这部将知情权尽情发挥的纪录片后有何反馈？李惠仁认为，经过《不能戳的祕密》1与2后，对台湾农委会来说，知道了有人在监督你，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用一些专业术语来欺骗大众，这就是意义所在。对民众来讲，有关于禽流感的公共卫生知识也获得传播，另外，李惠仁觉得这两部纪录片对新闻相关科系的学生来说，同样是一种鼓励，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台湾新闻报道方向有欠缺，也有不少记者经常问些白痴问题导致形象不好，令年轻人不想从事新闻这个行业，现在由于《不能戳的祕密》的出现，许多看完的学生对他说，以后也要做新闻调查工作，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情吧！
接着记者再请教李惠仁对台湾新闻自由的看法，他说，目前在台湾的公家机构对独立记者或所谓的公民记者其实还蛮排斥的，很多地方他都不让公民记者进入采访，但实际上那是宪法赋予人民在表现上的自由。比如说，立法院不让独立记者公民记者进入采访的理由是，已经有很多电视台来报道了，不需要你们再做报道。但重点是，依他之见，台湾公民记者关注的议题，一般主流媒体根本不会去采访。变成独立媒体人的李惠仁自己也不时遇到同样的阻拦。
正如同李惠仁提到的丧失电视台作为后盾的工作困难，那他仍保有继续做调查报道的信心吗？李惠仁回答，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就算采访遇阻，但台湾近年来一直在倡导Open Data将公领域的资料开放使用，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是新闻媒体才能拿到那些数据。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人也呼吁政府部门应该要对公民记者更加开放，因为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公开公平的，有什麽好隐瞒的呢？
李惠仁进一步说道，为了解决采访可能被刁难的情况，他现在的做法是带着学生一起做，学生对官员们来说，比较不具侵略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藉由教学复制出更多做调查报道的人，去监督更多的官方或民间机构，而这对台湾民主发展长期绝对是有帮助的。
这么听来，台湾新闻报道的空间似乎变大了？李惠仁表示，应该这么看，在体制外的自由度的确比以前大，但在体制内，受制于利益，还是有很多东西不能或不敢碰。尽管如此，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两年来，台湾的独立记者民记者变多了。
李惠仁还提到，因缘巧合之下，台湾的公民记者在2011年时被正名，当时因为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的狗仔队跟拍艺人被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名被法院处以罚款，苹果日报不服要求宪法法庭解释“何为记者”的疑问，结果公民记者的身份反而意外地被承认了。这也导致了台湾学生发起反媒体垄断运动，酝酿出之后这两年台湾公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例如，去年318太阳花运动的能力即是从这当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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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集与台湾纪录片《不能戳的祕密》系列导演李惠仁访谈节目中，他对我们详述了自已如何转变为一位独立的调查记者或者说公民记者，在其调查当中发现台湾官僚体系为了隐匿禽流感疫情不停地说谎，分析台湾新闻自由以及今年来崛起的公民运动等等。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李惠仁继续介绍他拍摄采访参与318太阳花运动的学生，从而观察到的台湾年轻人对民主的诉求与为什麽反对签署服贸的原因，接下来再让我们听听他的见证…
李惠仁访谈录（下）01.04.2015(Taiwan journalisme civil_part 2)
李惠仁首先对记者回忆起太阳花运动当时的情况。他说，当天的情况其实还蛮荒谬的，318事发时他从网络上得知消息，立即感觉到那会是野百合运动后最大的一次，于是回家拿机器到立法院准备拍摄，他从立法院的一楼到二楼观察警务人员是否要攻坚，警务人员过来跟他说不能拍，他于是反问为何不能，如果拍的话，要把他抓起来吗？于是警察就将他以妨害公务之罪逮捕并遭起诉。后来，李惠仁对法官述说此一情况，法官表示，他的言行有些挑衅的味道，他则反驳称，自己或许有些愚莽，可是不违法，反而是警方执法过当，虽然他能体谅警方在高压下难免用情绪执法，但无论如何警方应该依循法律而不是用情绪来执法。
再来，记者提问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概念是什麽？李惠仁指出，我们应该要区分上街头的与不参与的不同，当他在街头采访参与318运动的年轻人时，一开始便问他们为什麽要上街头，然后很惊讶地发现这批台湾年轻人，他们上街反对签服贸，主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以及无法忍受马政府的黑箱作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立法院代议式的民主出了问题，这些代议士完全背离了民意。而且，就算占领立法院的行动遭到起诉，有了刑事前科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认为，有前科并不可怕，没有前途才可怕。
针对台湾当下的时髦词《公民不服从》，李惠仁强调出，这批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上街头的年轻学子还对他说，对自己“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将何种法律责任自己心中大概有数，但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这批台湾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台湾民主将进一步深化。事实上，去年年底选举，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投入，他们才是台湾社会将来的中间分子，也才可能将台湾两党政治情况翻转过来。
至于记者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台湾在国民党与民进党蓝绿两大阵营之间，出现第三股力量即公民力量？李惠仁评估说，他是这么期待！但还是要等明年2016总统大选，情况才会比较清楚，不过，他也表示这股力量到时候会不会又被分赃，那也说不定。
（感谢李惠仁导演莅临法广现场制作这项访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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