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取消户籍可能反而害了农民

目前中国大陆舆论界正在热议户籍制度，很多呼声要求取消户籍，打破中国人身上的城乡枷锁。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却想泼一泼冷水，他说：“万万不可简单地取消户籍制度，而是要厘清户籍背后的利益关系，解决户籍背后的问题，否则反而是害了农民”，尤其不可以取消户籍为借口骗走农民的土地。

香港传真：简单取消户籍可能反而害了农民

于建嵘举的是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例子。二零零二年当地政府“为了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把十四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脱离农业生产，也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低保福利，却因此失去了农民原本享受的国家补贴政策。于建嵘说，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个案。于建嵘担心的，正是在政治化推动的“城镇化”背景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贸然取消户籍，反而成了征地的借口，让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于建嵘对《亚洲周刊》表示：户籍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看见背后许多利益博弈的问题，不能很理想主义地说就要取消户籍。把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不叫改革户籍制度，户籍背后有很多利益，这不是叫不叫农民的问题，还有附带的养老保险、小孩上学的问题  很多城里人，也没有享受这些东西。天水农民说，把他们改成城里人，他们什幺都没有了。农民没了土地，成了种地的“城里人”，城里的福利得不到，农民的优惠得不到。

于建嵘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这个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有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从田里出来，种过田，他们对农业、对农村是有理解的，他们还可以往回走，而且他们普遍忍耐力更好；第二代农民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打工，没有种过田，对农业没有感受，也没有想到回去，但他们又在城里扎不稳脚跟，他还会与城里人比较，忍受能力没有父母强。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现在的确是时候提出问题了。还有农民工二代，这是最早出来打工的一批人的孩子，这些孩子生长在城市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农村呆过。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显然要从自己的稳定出发来考虑的。但那是政府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态，人们要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家庭断裂，已经在形成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了。至于说改革时间表，肯定没有时间表，拿不出来。于建嵘说：“我如果是深圳市长，我怎幺有动力去安置湖北的农民工？没有重大改革配合，比如土地制度，比如社会保险的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哪里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