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化领域也随之呈现新气象。无论是思想言论、自由写作，还是媒体宣传等方面，均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纷纷显现改革开放的局面。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称此一时期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潘先生就此一时期的中国媒体状况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的变迁，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潘永忠：中共的自我评价是：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使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又是改革开放序幕，又是伟大转折点，又是历史新时期，有那么重要么？
鲍彤先生的评述道：“这次会议是人为地挂上了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鲍彤先生说：会议原计划内容是华国锋、邓小平共同设定“两个凡是”的框框，邓小平提出会议议程和讨论的中心议题分三个问题：一、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二、讨论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三、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然而在会议期间，与会者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主要是胡耀邦、陈云等的发言，摆问题，谈冤案，提出多方面疑问，脱离了会议议题，三中全会完全失控。
胡耀邦的问题是：一、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覆查报告；二、彭德怀覆查材料；三、陶铸等人覆查材料；四、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五、胡耀邦覆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案例；六、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
陈云的问题是：一、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毛主席知道吧？二、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三、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四、彭德怀同志问题；五、关于康生的错误；六、关于天安门事件。
会议远离了原定议程，是集中在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邓小平临时改变态度，让于光远重拟发言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言的核心「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原本是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核心内容未改，按了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题目。
现在很多人就事论事的都看到了“三中全会”的问题：
1、会议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会议并未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
2、邓小平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因为邓是反右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份子个人平反，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邓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
没有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
3、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邓认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
邓小平不愿意看到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邓让胡乔木起草讲话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延续，及「四项基本原则」等，这些都为中国改革定下了基调。
当然，从当时的历史角度来说，“三中全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鲍彤先生对三中全会有一个评说：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被人为地挂上了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邓小平是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时势造英雄，造出了一个“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那就问题更多了：
1、胡耀邦、陈云谈的问题，基本上是中共官员的冤案，只是在维护执政集团自身利益。
2、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社会反纳粹反战争，是从社会底层做起，我居住的德国乡村，有教会出版的《村庄史》，书中有一章节记录了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村庄每一个战争死难者名单，包括被流弹打死的3个孩童的名单。书中写到：记住这段痛苦历史，让我们村庄每个人惊醒：反对战争！
铭记历史，就要记录真实历史，汲取教训。中国发生了“五七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几千万死难者成为无人问津的冤魂孤鬼，没有记录，没有反思，没有追究，没有索赔，就不会惊醒清醒，
3、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根源。胡耀邦、胡绩伟、朱厚泽、赵紫阳等中共高官，也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源还是中共自身的专制体制。
法广：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体现在文化领域？
潘永忠： 一、“伤痕文学”带动了“文革”后的中国文化苏醒。
“文革”后，“伤痕文学”的春风首先吹醒了中国大地一片枯草，在苦涩的寒风中萌芽，生机盎然，灵魂倾诉，沁人心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袭巧明的《思念你，桦林！》，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宗璞的《我是谁》，冯骥才的《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
同样的问题，这一文化现象也被归结为邓小平的功绩，归结为“三中全会”的影响。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刊于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学》。卢新华的《伤痕》完稿于1978年初，同年8月11日《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作品。
二、胡耀邦批示：让人民出版社重新恢复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当时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政论书籍，无疑是为文化领域的复兴，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
当时从近400本政治学术外文原版书籍中，挑选出167本翻译出版。出版书籍中还有《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The Great Fear: Stalin’s Terroro oft he 1930s）一书，该书讲述了200余名苏联人的命运，从著名的苏共领导人，到国务活动家、外交官、军队干部、契卡工作人员和工业界领导人。
三、由金观涛和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每年出十余本，五年共出了七十四本。丛书推出了一批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等理论新趋势。应该说这套书籍，在充实、丰富和启发那代青年人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朱厚泽倡导的“三宽”政策。
中宣部管辖着整个中国的舆论领域，它虽然不能决定中国新闻、写作、出版等自由，但它是中共决策层直接统治这一领域的部门。中宣部历来是中共极“左”势力的衙门，但在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开启了一扇宽松之窗。
法广：1989年的六四事件，如何反映出中国媒体的发展变化？
潘永忠：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文革”后也开始逐步清新，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面对这一棘手问题，有了自中共建政以来突破性决定。
中共的党报《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从1979年开始就党报应该坚持“党性”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没有法律维护和保障，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一句空话。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社会各届要求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胡绩伟从1984年元月开始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担，起草《新闻法》。
在八九年的中国大变局中，中国新闻界的表现，显示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胆量和出色。
值得一书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创办之初的办报方针是：为开放服务，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作为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该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89民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4月19日在北京召开悼念胡耀邦座谈会，4月23日以5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谈纪要。特别是严家其在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引发了江泽民亲自下令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这篇文章，但该报总编钦本立拒绝删除，并把文章刊登于第439期报纸上，为此该报遭遇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停刊整顿。引发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的强硬手段赢得了邓小平等一批中共元老的支持和赞成，这也是江泽民稍后赢得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信任，直接窜升为中共总书记的原因之一。
“六四事件”前后一周，中国官方媒体均以不同程度的报道和表达了中国新闻正义良知。上至北京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记者、编辑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段时间的报纸报道，客观真实的描述了各地学生市民请愿游行的目的和场景。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前例。
1989年6月4日19时，央视《新闻联播》的场景让人难以忘怀，杜宪和薛飞穿着黑衣，他们语速缓慢、沉重地播报了“六四事件”中共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新闻，杜宪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那一晚，薛飞和杜宪，让很多人终生难忘！
“六四事件”一周后，中国新闻界便遭到了严查和整肃，著名记者高瑜成为新闻界、知识界被捕第一人，随后查封《经济学周报》、《新观察》，不少媒体人被单位严惩，甚至被开除公职，送进监狱。
五月底到六月初一周，中国新闻完全开放，这也是自「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使得新闻媒体事业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体的出色表现，是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胡绩伟等中共开明领导承上启下的不断努力结果，也可以解读为是一次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中国新闻开放大检阅，大总结。这也是“六四事件”中国新闻界、出版界重新关门户，回归党性的分界岭。
中国政治改革之路走到八九“六四事件”时，嘎然而止。追述根源，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没有准备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紧箍咒”。
法广：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处于何种局面？
潘永忠：江泽民与胡锦涛治理的两届政府期间，中国新闻媒体主要的一些状态：
1、倒退。
江泽民一上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了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动摇了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谁要是提改革开放，谁就有自由化之嫌。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提出了中国姓社还是姓资的重头文章。邓力群发表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重新祭起阶级斗争大旗。
2、空泛。
江泽民搞了个“三个代表”：说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其实恰恰相反，是三个阻碍。
胡耀邦搞了个“科学发展观”：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
这明明是人们常说的经济规律，或者经济法则，换一种说法，典型的空泛与无聊。
3、怪现象。
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宣传。这一时期中国媒体的怪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严控管理西方宣传品的侵袭，以致草木皆兵；媒体以江泽民个人意志为轴心，党报成了镇压“法轮功”的武器；“萨斯事件”爆露了中国新闻造假真相，不仅欺骗百姓，还欺骗整个世界；《南方都市报》案的幕后真相，中国是无法无天，它新闻与司法完全是以中共执政者意志为转移；中宣部草木皆兵三波禁书等等。
法广：《零八宪章》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何通过其随后的遭遇解读中国的现实？
潘永忠：大背景简而言之：是“胡温体制”的欺骗性，及中国知识精英渴求自由、民主、宪政的热情。
胡温执政时，提出了一些新说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特别是2004年，人权由禁区跃上宪法的神圣地位，成为国家的价值观，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积极效应，或者说给了中国人极大的诱惑，人们相信新政府会把中国大陆带入一个新阶段。国外的媒体更关注和期待中国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举措，西方人和海外民主人士初期在思想上、心理上是拥抱胡温的，抱有十分的期待，认为他们会推进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去营造和实现他们提出的“和谐社会”。
2007年3月，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多了些人性的许诺，什么“民主政治的进程不可逆转，但是民主不是电梯，不可以一步到位，民主是楼梯，只能一步步走上去；民主的发展进程取决于人民。”
《零八宪章》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酝酿产生的。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倡导发起、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签署者除发起人刘晓波以外，还有一些中国著名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包括鲍彤、丁子霖、刘军宁、戴晴、于浩成、浦志强、张祖桦、茅于轼、冉云飞等。《零八宪章》的内容是阐述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6个概念，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主张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
对世人来说，这无疑是中国知识精英良知苦心的呐喊，是对现代民主的憧憬，是为民执言替民谋利的「公车上书」再现。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普遍报道了《零八宪章》，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此信息表示赞同，达赖喇嘛与诸多国际人士也对该宪章表示了支持和赞赏。
温家宝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是啊，中国的一批知识精英就是倒在了这句话下。
现实是：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捕。2009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指控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悲怆离世，他的一腔热血，他的绚烂生命，最终在牢狱中结束，连最后的墓茔也未被留下。
事实是“胡温新政”，只是蛊惑人心的骗术，并无实质的内容，只是对中共传统的独裁专制路线一种粉饰，了无新意，更遑论改弦更张，本质上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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