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抓捕NGO劳工后发动舆论抹黑战

12月初，广东警方在广州、佛山等多地联合行动，带走了将近三十名劳工“NGO”从业者，随后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及员工朱小梅、佛山“南飞雁”负责人何晓波等多人确认被刑事拘留。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当地劳工圈的消息称，此后十几天里，当地官方邀集熟悉被捕者的工人接受未透露身份的官方媒体记者采访，当时，他们猜测可能随后会有当地官方媒体推出抹黑式的报道。

几天前的12月22日，官方推出了新华社记者邹伟的长篇署名报道《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该报道被网信办等要求在新闻首页网站推荐。

该报道记者邹伟供职于新华社国内部政文室，跑公安部条线，是有名的“脏活”专业户，他最近的作品有关于锋锐律师所和屠夫案的《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和王宇律师之子包卓轩外逃失败的《“16岁少年偷越国境”事件真相调查》等。
该报道中，邹伟该报道完全依据官方消息源，或剪裁事实，或者只报道官方单方面说法，对身陷囹圄无法自辩的“番禺打工族”主任曾飞洋大加抹黑。

报道首先指控，曾飞洋“番禺打工族”是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的罢工的“隐身幕后的操纵者”。

警方称，利得鞋厂维权工人们在“番禺打工族”组织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出多名代表和资方谈判，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

警方以罢工过程中被罢免的“工人代表”的名义，指责曾飞洋的介入，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

警方又告诉新华社，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熟悉曾飞洋的劳工维权人士给出了自己所知的事实版本。

首先，利得罢工并非曾飞洋或“番禺打工族”所煽动：利得工人罢工是资方长期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结果，该厂长期存在未支付工人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假等待遇等问题，且未依法为工人购买社保和公积金。

2014年年初，利得工人听闻工厂将要搬厂关张。2014年8月，利得一名工人经亲人介绍找到“番禺打工族”咨询搬厂的相关权益问题，此后，利得工人总共举行了三次罢工。

对警方所谓“罢工煽动者”的说法，劳工维权者“秋火”认为，几乎所有罢工都是资方的侵权在先，然后有工人自发反抗，之后外部人员才有介入的可能；群众性的运动从来都是不可能只由少数人煽动起来的，抹黑文章暴露了非常典型的那种“警察思维”的先入为主。

“秋火”认为，现阶段中国工人的大多数罢工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罢工往往不是也很难是精心策划出来的，在罢工过程中也充满了变数和临时的变动。

例如，4月19日得鞋厂第二次罢工后，“番禺打工族”的工作人员还极力试图平息事态，甚至劝工人赶快接受老板的条件妥协，被罢工工人拒绝。

官方称“曾飞洋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南飞雁负责人何晓波于曾飞洋被带走当日，也被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拘留。

实际上，何晓波虽然曾经是打工族员工，但是其在离开打工族后成立的南飞雁却与打工族没有任何隶属和合作关系，资金上也没有任何关联。不过该文也正说明何晓波并非因为“职务侵占”被拘留，而是在针对曾飞洋的打压中受到牵连。

新华社的抹黑报道中，警方还以大量未经检验的证据指责曾飞洋的机构接受境外资助，而曾本人借发票等中饱私囊等。

对此，“秋火”认为，中国草根劳工机构依靠境外资金，本来就是国内长期打压排斥的结果。地方政府常常与资方勾结起来打压罢工，劳工机构人员更是官方的眼中钉。

对所谓境外资助，在历史上，中共的工人运动就是靠莫斯科的境外资金起家的，对工人运动的操纵和利用也帮助了中共的上台，没有人比共产党政府更有资格戴上“境外势力资助”这顶帽子。

目前，官办的NGO及其他各种机构如社科院等实际上更大量地接收境外资金的资助，现在反倒指控劳工机构得不到国内注册、接受境外资金有问题，完全是搞双重标准，“混淆是非”。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中，警方指控，曾飞洋把维权活动的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而“境外媒体”则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警方称，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这或者才是曾飞洋受难真正的原因。

邹伟的报道中，还大量引用警方单方面说法指责曾飞洋的私生活。

报道说，“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８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还借助自己的名气地位，“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办案警察还告诉新华社，曾飞洋热衷网上“裸聊”、嫖娼，向不同女性发送大量性爱视频、低俗短信，曾飞洋曾加入一个裸聊QQ群，警方还在曾飞洋家中查获大量“淫秽物品”。

维权者认为，这些细节真假难辨，但很显然的，至少与曾工作和公共利益并无关联，更与劳工维权运动的合理性合法性无关，官方媒体用大量篇幅抹黑个人私德、从而抹黑维权运动的做法，毫无道理和逻辑可言。

在一次公开座谈中，邹伟曾批评受贿的记者陈永洲，他说，“新闻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行业，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的行业，这个脆弱是老百姓对记者信任基础的脆弱”。

从新闻伦理上说，作为打手抹黑普通公民的邹伟，其恶性可能超过了受贿抹黑商业机构的陈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