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的夜晚，中国贵州毕节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他们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年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离家出走。此一消息公布之后随即引发中国网络的巨大反响，网民除了呼吁追究家庭父母学校以及村委会的责任之外，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关注中国数千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运。
记得2012年11月，同样是在毕节，5个男孩在一个寒冷的雨夜躲进垃圾箱内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他们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全都是留守儿童。2013年12月，毕节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遭教师强暴案，至少涉及12名小女生，她们中最小的年仅8岁。受害的女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获悉毕节儿童自杀事件之后，下批示要求各部门加强督促，把工作做细，做实，要求救助制度不能够流于形式。并且对不作为的现象加以问责。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李克强的上述批示再度显示了中国政府官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工作作风。正常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遭到遗弃？他们的父母在哪儿？中新网记者找到4 个孩子的母亲任希芬。这位32岁的母亲表示，她因遭受家庭暴力出走，到广东打工不敢回家。她还说，“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她会拼命回来，要让孩子安定下 来。”这名母亲还说，她离家出走后，原以为丈夫张方其会照顾孩子。任希芬表示，自2001年结婚起，自己多次被丈夫打，也曾对外反映过，但并未起到什么效果。她说自己“很恐惧，眼前经常出现被打的场景。上一次见到孩子时，仅仅在家呆了几个小时，便因为丈夫暴打而去了医院，在医院呆三天后，便悄悄去了广东。
多方的消息来源以及当地居民都确认了任希芬的上述言论。为什么这位遭到丈夫殴打的妇女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任何援助？倘若当初村委会或者别的机构有人出面调停，今天的悲剧或者就能够避免。为什么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社会，妇女遭丈夫殴打依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为什么三八妇女节那五位捍卫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者会受到当局的拘押？中国当局在拘押她们的时候难道就没有考虑到是在给社会传播什么样的消息吗？那些逮捕以及拘押这五位女活动家的警察们看到这几位留守儿童自杀的消息时做何感想？李克强难道就看不到如果他真的要“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应该如何着手吗？任希芬长期遭殴打事件在中国社会只是冰山一角，莫非一定要化四条儿童生命的代价才能够引发舆论的关注？
当然，毕节儿童自杀事件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机构。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导致大批的农民工前往大城市打工，由于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把子女留在农村。这些被称为是留守儿童的命运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关注，而中国官方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中国妇联2013年公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 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6000万，而城乡流动儿童的人数也达3581万。这些人数将近上亿的农民工的孩子从小生长在如此艰辛的社会环境，他们今后将一何种心态参与建设中国的未来？
中国国内著名异见人士、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冉 云飞在网上评论说，“昨天是沙兰镇水灾孩子死难十周年，同时贵州毕节又发生四名农村留守儿童喝农药而死的悲剧。这个国家的悲剧，来势凶猛，互相掩 盖，到了令人麻木的地步。像留守儿童固然有家庭的责任，但包打天下、垄断资源的政府，在此事上的不作为由来已久。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丧钟为你我而敲 响。”
旅美网络评论员北风在推特上指出，贵州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身亡并不是一起单一的悲剧，它是与长江沉船事故，与河南养老院火灾事故，与访民徐纯合被击毙，与大量的血拆案件等联结在一起的逻辑结果，也是这个时代弱者的生存表情。
一位网名为不确定的网民调侃说，在手机上看腾讯新闻，连起来才有意思…最近看到的是：毕节一家四个孩子喝农药自杀身亡；赵薇在为了女儿的以后学习在香港购买豪宅；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虐待同学几个小时受审…这个被撕裂的天朝社会各个阶层与圈子，估计就像古语的所说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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