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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矛盾统一:有战略目光的小国务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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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堪称有大国领袖战略眼光小国领袖,91岁早己退出政坛的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仍然引发世界各地的评论。纵观李光耀一生,矛盾统一也许可以归为一点:即拥有战略目光和进取精神,同时永远以新加坡利益为核心,采取务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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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是因为他将弹丸岛国新加坡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政治生涯也可谓波澜壮阔。作为求生存发展的弹丸岛国领袖,必须与中美两大国周旋,李光耀身上东西交融的文化背景和学养见识,特别是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助其成为所有大国的朋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持“反共”观念的李光耀一直要求美国的军事保护,积极组建“东盟”,就是为了对付红色中国。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李光耀迅速转变观念,一共访问中国30多次,被红色中国的五代领导人捧为“教父”。新加坡在“威权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和有效治理甚至被中国奉为学习借鉴的“新加坡模式”。

关于与中国的家世渊源关系,李光耀生前既不忌讳,也不张扬。李光耀家族的祖籍在广东梅州,但从他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他的祖父是当时新加坡知名商人,经营船务公司还进行树胶贸易,到了父亲这辈则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 司的员工。1923年9月16日出生的李光耀是家中长子。在崇拜西洋文化的祖父影响下,李光耀从华文学校转入英文学校就读。李光耀学习成绩突出赢得奖学金,12岁被保送进当地顶尖英校深造。1939年,16岁的李光耀就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1946年9月李光耀来到伦敦。一个学期后从伦敦大学转学剑桥大学修读法律。 

面对五六十年代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李光耀曾经非常反对,但以“反共”著称的的李光耀,其早年参与政治活动时的观点立场却是左倾的。在剑桥上学时,李光耀结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将当时的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获得独立。1950年8月,李光耀夫妇回到新加坡开办律师事务所。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时,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

从李光耀早年的左派经历和后来经常凸显的矛盾的政治观点可以看到:李光耀是一个务实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并无意识形态禁锢。由于执政时间特别长,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李光耀说的话不同,使他左右逢源能得到不同方面的赏识,并具有罕见的国际影响力。

在1978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李光耀说话非常谨慎讨好,他对邓小平说,“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当邓小平祝贺他将新加坡建设成一座花园城市时,李光耀谦虚地说:“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得更好。我们是没有土地的南华农民 的后代,而你们有知识分子,有最杰出的人才,有诗人,有艺术家。”

在李光耀病逝后,也有中国媒体客观地回顾李光耀各项政策和与中国关系。北京的《新京报》新媒体指出:李光耀对中美之间表现出 “矛盾”的一面。李光耀认为,中美为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将延续至21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军事上虽然领先中国大陆,但中国极力追赶,传达吓阻讯息。李光耀曾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商业理事会成立25週年晚宴上说,美国若不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制衡中国大陆在军事和经济力量,很可能导致美国丧失世界霸主的地位。他还说,在中国大陆转变成超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无法匹敌之际,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确保区域平衡。这番话引起大陆舆论不满,批评他是“两面派”。

《新京报》报导认为,李光耀在与中国交往中,是永远以新加坡的利益为核心,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远近亲疏都因势利导。新加坡是小国寡民,能在马六甲海峡这么关键的位置稳定快速发展,这就是背后的道理。这个结论看起来过于简单平庸,配不上李光耀多面多彩足智多谋的一生。或许应该看到的方面还有很多,诸如东西贯通的学养,超越意识形态的战略家视野,根深蒂固的大家长意识,等等。

李光耀走了,当今世界还有哪位是可称得上“国父”级别的领袖人物呢?似乎已经没有了。新时代等待新的领袖,李光耀的一生贡献说明:伟人不一定出自大国,小国也能出有国际或地区影响力的大领袖。同理,大国也会出小领袖,这也许值得大国领袖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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