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问题面面观

在2015年中国农历新年之机，法国同性恋杂志Tetu与新成立的巴黎中国同志周协会共同主办了主题活动周，从文化、历史、社会等不同角度，关注中国同性恋问题。我们特别跟踪了巴黎中国同志周关于中国同志出柜问题以及女性问题的专题讨论活动。

２０１５年春节，巴黎中国同志周宣传画。

出柜与否的纠结

在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作为性少数群体的同性恋者尤其面对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同性恋问题非罪化，同性恋也不再被看作是精神疾病，但官方媒体对同性恋话题的避讳以及民间团体活动空间的狭小都使得同性恋话题难以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同性恋在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说性取向本是个人生活私事的话，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的观念对于同性恋人群来说无疑形成一种特别的压力。是否公开自己的性身份因此是令中国或者说华人世界同性恋者十分纠结选择。2月25日，在巴黎三区市政府举办的“隐还是显，这是不是个问题”的讨论会上，来自不同城市的华裔同性恋者介绍了他们各自的体会。对于来自香港、目前活跃在法国媒体的跨性人Sony Chan来说，出柜与否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她从未掩饰自己与众不同；但在法国出生、长大的Danielle 虽然积极活跃在同性恋团体，却没能向父母明白说出自己的性取向。如今在法国工作、学习的Adam在犹豫多年之后，还是向远在中国的父母说明了真实情况，他这样解释他的选择：

Adam : “首先，我自己性格比较诚实，比较直率，我认为，父母应该，而且是有必要知道自己子女究竟是什么样。作为儿子，我不想让父母在离开我的那一刻都认为我是和真实的我不一样的我，我想让他们了解真正的我，所以我要告诉他们（我是同性恋）。“

法广：那您在告诉父母真实情况之前，是否也想到这样的消息对他们来说，也会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

Adam : “我当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我可以告诉您，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不是五年、八年，而是将近十年，甚至可能更多。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对我自己负责，对自己的父母负责。我知道有很多中国的同性恋者找到一些解决方式，比如假结婚。但是，我觉得，这样做首先是对自己不负责，另外，对自己的伴侣也是不负责的。我不是很骄傲，但我很有道德感，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更不能对不起别人。如果我用这种方式（假结婚）的话，我非但自己一辈子活在一个大谎言里，我还把另外一个人带到我的大谎言中，所以我绝对不会、也绝对不能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向父母坦白很必要。”

不过，倡议发起了这次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的Christophe 认为，向父母承认自己的性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围绕同性恋问题的社会压力转移到了父母的身上。

Jess 目前在荷兰读书，专攻法律、人类学，研究主题是中国男女同性恋与家庭的关系。她虽然积极关注同性恋话题，但并没有决定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对于那些认为应当公开担当同性恋身份的主张，她有些不以为然，在她看来，性取向并不是“我之为我”的全部：

Jess :” 我其实想说的是，出柜不见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条件允许、人格够独立、经济够独立、与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那么，出柜对他们影响小，对自己影响小，那当然是好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把出柜当作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出路。我们回头看那些已经接受了儿女出柜的父母，他们都会说：我儿子这么优秀，与异性恋有什么不同？！他依然很好……但是，这种情况的前提是他们的儿子比如说经济情况很好，事业等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志，无论男女，可能没有工作，经济情况也不好，在社会上也不那么风光，那他（她）要不要出柜？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出柜、出柜的人都很优秀的逻辑。“

法广：您刚才特别提到是否同性恋并不是自我如同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Jess：”对，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从小到大，性身份不是我们身份中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在性方面更加开放，更加去探索，但是它依然不是自己的全部，尤其是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同性恋问题对于女生可能还没有婚姻问题那么大。“

性取向属于个人生活隐私，本不应当成为问题，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或跨性恋，但是，少数群体的现实使得他们面对社会异样的目光，性身份的自我认同因此而与其社会认同纠结难解，公开身份也就因人而异、或多或少的蒙上一种向社会偏见、歧视与排斥挑战的色彩。而在社会压力之外，中国的同性恋人群更要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

同性恋运动与女权运动的分分合合

对于女同性恋群体来说，她们不仅面对性少数群体所面对的困局，而且也面对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现实。也许正因为如此，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特别安排了女性主题活动。在欧美国家，女权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往往既相互呼应，但又难以协同，甚至相互排斥。参加女性主题讨论活动的法国女青年Marine目前正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接触了很多法国女同性恋运动档案。她向我们简单介绍了这种分分合合的过程：

Marine：”女权运动与女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变化不断。七十年代有很多女权团体，女同性恋者都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她们的活动。但是，女权运动当时并没有就性以及性别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一些女同性恋团体于是从其中脱离出来，另起炉灶。她们也参与了当时的同性恋运动，但是，由于男同性恋者一统天下，所以，一些人决定成立独立的女性组织。九十年代，防治艾滋病宣传推动她们重回同性恋运动，独立的女同组织活动基本停止。但后来的海湾战争等一系列政治话题，又将女同性恋运动带回了女权运动的队伍。如今，两者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

Marine的女伴认为在七十年代，女同性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向前推动了女权运动，她补充说：”七十年代，女同性恋运动自身带有一种对男女社会关系的政治思考，这种思考是批评性的，但不乏建设性，这种思考推动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男女平等原则。女权运动人士当时则缺乏这样的纬度，她们当然推动社会承认了一些女性权益，比如堕胎权利等，但是，她们好像在揭露整个社会制度和它带来的问题时走得不够远，女同性恋运动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批判金字塔式的社会制度，而女权运动走得没有这么远，她们仍然停留在一种父系体制现实里面，没有摆脱出来，因为她们也是这种体制中的一员。“

 在中国，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不仅让仍然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口号中生活的中国女性意识到了争取自身权益运动的必要，也为中国的女同性恋群体在外国女同性恋团体的活动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对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对同性恋问题的排斥，造成这两种运动间彼此排斥。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读书的勉丽萍在这次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中主持了“中国性少数人群的权益和同志运动”的主题研讨会。她向我们简单介绍了相关情况：

勉丽萍：”其实我对这两个运动间的关系的了解并不十分深入。据我所知，在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何小培、徐玢她们可以说是中国女权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的创始人，她们两人都是刚从美国读书回来，带回了在美国了解到的先进理念。据我了解，女权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开始的时候，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一起开展同性恋运动，所有活动都在一起。这与当时的背景有关，因为中国的同性恋运动是从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开始的，所以男同性恋当时有很多女同性恋没有的资源。可能由于这种原因，女同性恋社群总是和男同性恋一起组织活动，这样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源。慢慢地，女同性恋运动越来越壮大，资源也越来越多，这时候，女同性恋运动才开始强调自己的不同，不仅是和男性的不同，也是与男同性恋者的不同，所以，在2010年前后，她们开始在中国采用在台湾，或在美国的女权运动采用的一些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她们的路径开始有别于男同性恋或其他性少数群体运动的路径。近几年，女同性恋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是我对这两个运动的一点了解。“

法广：在媒体报道中，人们其实很少听到女同性恋话题……

勉丽萍：”对，媒体中谈论的不多。其实在中国，媒体对同性恋话题的态度一直不清不楚，不仅对女同性恋，也对男同性恋，还有跨性恋的报道都偏向猎奇，或者偏向负面。近几年，媒体才开始慢慢地从比较积极的角度报道男女同性恋运动或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报道重点）还是以男同性恋为主，但女同性恋群体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特别是现在有些女同性恋机构专门监测媒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报道，比较对男同性恋和对女同性恋人群的报道的差异，她们因此注意到对女同性恋群体的报道很少。女同性恋团体开始努力在媒体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推动从积极的角度，而不是消极的角度去报道同性恋问题。“

”但是在同性恋运动过程中，近几年，女同性恋运动的声音越来越强，男同性恋群体曾前虽然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但现在女同性恋机构也拥有更的资源，她们的声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弱势因此而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