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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缘何不与达赖喇嘛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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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向其它宗教开放的罗马教皇方济各会拒绝会见人在罗马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消息。梵蒂冈表示虽然“尊重达赖喇嘛”,然而教廷“ 同中国关系微妙”,因此回绝达赖喇嘛的原因“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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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应邀在罗马出席全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大会,距离梵蒂冈近在咫尺,想见方济各本属自然。遭到方济各拒绝,观察人士认为只能从北京方面去寻找原因,只能从这一会见会对中国的天主教徒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去寻找原因。
罗马教皇找理由避免会见达赖喇嘛,并非无迹可寻。本笃十六世2006年就很低调地会见了达赖喇嘛。随后,在2007和2009年,有有意放过了两次难得的见面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教廷之所以选择这样做,背后其实有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那就是如何设法同中方改善关系,从而改善千百万教徒的命运。

中国基督徒人数可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加在一起有数千万。他们拥有的自由不但非常有限,有时还会遭到当局的镇压。在这样的条件下,梵蒂冈同人民中国的争议如能罢休,最后甚至能达致建交,则意味着天主教信仰有了进一步扩大空间的可能。为此,早从八零年代以来,梵蒂冈与中国的地下对话一直没有中断过。方济各当选教皇,再次加速推动双方对话。

罗马教廷不愿接待达赖喇嘛的重要原因是:谁对西藏人的反抗表现出承认或支持的姿态,谁就会领教到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甚或遭到北京要报复的威胁。北京的这种做法,自然不会对梵蒂冈例外。

达赖喇嘛本人承认,与方济各教皇的会见无法成行,因为他们的会面“可能会制造麻烦”。有专家分析,梵蒂冈不希望一些外交行动会对已经很复杂很不稳定的局势增加变数。更不希望有些决定产生的后果最后要中国的天主教徒去承担。
八月份,方济各访韩归国途中,曾表示渴望去中国访问甚至“明天就去”访问的愿望。方济各补充说,教廷只希望其教会“能自由地工作,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在这次韩国旅行中,方济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欣赏”。当一位年轻的中国天主教徒询问他对教徒在中国遭镇压的看法是,教皇细心地回避了回答。

梵蒂冈和中国改善关系是否一厢情愿?梵蒂冈不碰北京当局某些敏感的神经是否能免去当地的教徒受迫害?这是不少中国问题观察家发出的疑问。但梵蒂冈急于与中国对话,其考量由来已久。

毛泽东于1951年切断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桥梁。文革中,教徒们遭受的迫害和折磨不可想象。文革结束后,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的梵蒂冈开始与北京启动对话,与中国对话成为梵蒂冈最紧急而最隐秘的任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教皇方济各2013年互相交换过几份礼仪十足的贺信。据阿根廷网站Infobae报道,九月份,方济各写信给习近平,邀请习访问梵蒂冈,恢复梵中关系。方济各可能把这件事委托给两位阿根廷特使去做。

中国目前有1200万天主教徒,其中一半属于官方控制的爱国教会,另一半则属于忠于梵蒂冈的所谓“地下教会”。但公开和地下的教会不乏在一起举行活动的情形。

中梵之间最大的争议在于主教任命权。如果说在全世界任何一位主教必须经由罗马教廷任命,中国则由共产党当局自行任命。对中国当局而言,如果放弃任命主教权,让这一权力重归罗马教廷,等于缩小了北京的政治权力。北京还担心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传入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其实,在梵蒂冈也存在着两派。一派对梵蒂冈与中国靠近持保留态度;另一派则主张中梵关系正常化。

法国亚洲天主教传播专家阿诺伊认为,两派中,主张正常化的认为,必须和中共政权达致一项协议,找到一个任命主教问题越少越好的办法。但是另一派认为,梵蒂冈“将会上当受骗”,北京当局将会操纵这样一项协议,最后受到损害的是教廷的利益。他们相信:“中共的路线是严密控制所有宗教”。而且,最近在香港发生的占中运动受到两位当地的主教支持,支持占中的大部分议员也都是天主教徒。这件事本身将会使北京更加严控所有所谓宗教自由化的行动。

况且,北京政权并不需要同梵蒂冈建交来粉饰自己的形象。对北京而言,梵蒂冈需要他们的程度超过北京对梵蒂冈的需要。上述专家举例说,2008年,中国一家乐团受本笃十六世邀请来梵蒂冈演出,但是,最近西斯廷合唱团希望到北京和上海做回访性演出,却遭到北京的拒绝,最后只好去香港、澳门和台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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