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植物人》一书的作者，现在旅居英国伦敦的作家马健9月17号应邀参加德国柏林文学节，他以“八九六四”民运二十五周年为主题做演讲，指出，对六四事件的遗忘会影响到中国民族灵魂和未来，他在演讲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关系。
法广：请介绍一下演讲的情况......
马建：在柏林文学家演讲一开始我就打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是天安门绝食的一个场面。可能是在场的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因为这张照片的作者本人也不让我报出他的名字来。演讲就从遗忘和掩盖开始。
我一边讲一边放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足以可以说明这段历史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如官方说的可以被遗忘，但是我发现如论是所有的受难者，还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里，其实都没有被忘记，甚至每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也要数官方举行的规模最大，他们调动了全国的力量来保证没有一个人能记住，那么这可能就是一种掩盖和记忆的搏斗。
在会上我也谈了一些观点，主要就是说，从八九民运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没有信仰的道路。如论是道德的堕落也好，贪污腐败也好，从八九年开始都越来越厉害，在往下滑。当然这里说往下滑并不是说以前很高，而是我们从外边的视角来看，由于冷战的结束，中国恰恰是把原来的文明或道德变得越来越下降，那么它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因为中国毕竟是大国。
当时现场有一个翻译，翻译朗诵了我的小说中关于大屠杀的那一段。这段朗诵之后，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写《北京植物人》这本书的原因，为什么要描述大屠杀。在小说里，有一个被压死的女孩子，过了一阵子，她的肉体变得更厚了，我就想用“虽然肉体被碾成肉酱但还是可以变厚”来提醒人们，灵魂其实是不能被压死的，因为灵魂可以通过记忆，传给任何一个人。
后来我也放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包括“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时候，程光因为写了“八九六四”这几个字就被拘留了，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时有发生，那么可见六四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事情，它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也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法广：您还谈到“遗忘六四”和“纳粹罪行”不断在西方被反思这样的反差？
马健：这个问题是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在演讲的最后快要结尾的时候，我放了两张照片，一张就是我自己在六月二号这一天，我爬到了伦敦马克思的墓上，把这个三米高的墓用红旗包了起来，在红旗上我涂上了代表七千万党员的党徽。这个行为艺术的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暴力革命还是影响了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的一个统治工具，无论是“六四”，还是文革，还是每天发生的“小六四”，无论在新疆，还是在西藏，还是在各个县城或地区每天都会发生，这始终是共产党得心应手的工具，尽管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所有的大学现在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每个大学生都要修马克思主义这门课。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不清楚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伤害的话，他根本就不配用笔来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法广：当年创作《北京植物人》一书的动力是什么？
马建：当时最初的动力是我的哥哥，他5月28号被摔成了“植物人”以后，我从天安门广场回到了青岛去看他。我看到实际上真正比六四“大屠杀”更可怕的就是思想大清洗，因为那几个月里，所有的中国人，只要是有单位的，都要写一份对“六四”的看法，如果不写这份检查，不过关的话就不能上班。我在贵州电视台有朋友坚持了两年不写，但最后还是写了，然后回去上班，现在都是名人。还有不写的，就“下海”当个体户，现在在贵州做房地产。
“六四”对每个中国人的伤害其实是很厉害的，我眼看着我的哥哥，作为植物人，他保存了记忆，他是唯一没有被清洗的人，但前提是他付出了肉体上的牺牲，保护了记忆，而其他的活着的人，慢慢的都变成了植物人，赚钱，吃饭，只要活着就行。
法广：您如何写植物人的思维？
马建：这个难度非常大，我可能用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去广州医科大学看过解剖，到北京采访了很多在家里和医院里的“植物人”，我也研究医学方面的书，了解医学细胞和身体里的机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不是小说的问题，小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植物人来描写中国的当今商业社会，这是我在北京的一种观察，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的亲属，他们也慢慢地变成了“植物人”，就是说，他们跟这个社会没有关系，慢慢地就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赚钱的动物，或者其他东西，历史在他们这里一点点消失。
我想只有用文学这种带着情感的东西，可以记述历史，也只有文学，能够带着人们重新返回记忆，重现我们已经忘却的那些人生经验。在我的这本书里，植物人戴维是通过声音活在社会里。当你读完一本书以后，就会发现，现实成了没有一片视觉，也没有办法触摸的虚拟的社会，一切有感觉的人物都只是在记忆里活着。所以当现场和物证已经都被消除，记忆（在中国）变成了犯罪的情况下，人们渐渐地失去了思考，变成植物人，而活在回忆里的小说主人公戴维就变成了书里的唯一活人，我想这也是中国的现实。
法广：您的第一部出版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发表以后，那期《人民文学》被销毁，杂志主编刘心武被撤职，请讲述一下事情的过程？
马建：这是当时我去西藏旅行后回北京写的中篇小说，写完之后交给高行健，然后我就去了香港，后来才知道，高行健把稿件交给了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后来编辑后就发表了，掀起全国批判的时候我人还在香港，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当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刘心武，但是这件事情，从这本小说来讲，我认为这只是（共产党）一个运动的因子，因为当时他们要搞掉很多人。文学界要抓一个靶子，就把我抓住了进行批判，杀鸡儆猴。然后在理论界和新闻界也有刘宾雁，王若望，政治界的胡耀邦等一大批人都被清理出去了，我只是这次政治运动文学上的一个环节，所以，从那以后大家就会发现，中国所谓的还乡文学或现代文学统统都消失了，沉默了几年之后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文学状况，也就是说文学远离政治，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纯文学，这是一种非常虚假的纯文学。
法广：这是您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看法？
马建：中国文学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首先要跟现实拉开一定距离，写清朝和国民党等历史题材怎么写都可以，但是写道现实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有些作家，象莫言，余华等还可以躲开一点现实，将现实描写出一部分，但也能发表，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但是大部分作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敏感的区域，也就罢笔了。
从中国文学的状况看，其实鲁迅那个时代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现在，那时候起码有个人的出版社，有个人的报纸，现在连这个都没有。现在如果写一个文章，不管是在网上或用其他方式发表，都可能被关进监狱，但是鲁迅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倒退导致现在，作为一个中文作家，我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文字狱，我必须要和它进行冲撞，连我的名字也被禁。但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作家失去激情，或者失去对自己国家语言的热情。这一点上，我还好，我还可以发现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用中文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失去了这一点，一个作家就要么是一个囚犯，要么是看守，这两个角色我都不喜欢。
法广：下一部作品的主题是什么？
马建：新作品当然包括文革自杀这些非常严肃的题目。因为我的老一辈作家们的命运很少被大家看到。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算是左翼或右翼，还可以公开成立一个组织，他们虽然在辩论，但是他们在创作，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中国作家里最优秀的一批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他们大部分都自杀了，或者停了笔，变成了废物，这本书我必须写，可能要用十年的时间陪他们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的自杀之路。
法广：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
马建：是的。
感谢马建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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