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宣福的申请于2014年1月10日递交梵蒂冈教廷。在与北京断交半个多世纪之后，梵蒂冈教廷为这位中国明王朝接纳的首位西方传教士宣福会有什么意义？对持续僵持的中梵关系有何影响？我们采访了恰好来巴黎小住、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院任教的魏明德先生。魏明德先生此前曾长期担任台湾利氏学社负责人。他认为，如果能将利马窦和徐光启共同列品真福，将会对改善中梵关系更为有利，而同样也是耶稣会会士的罗马教皇方济各推崇的新教会模式也有可能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天主教会的积极作用。
利马窦，这位400多年前辞世的西方传教士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他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海滨城市马切拉塔。1580年来到中国。当时，正是万历皇帝统治下的明朝晚期。他不仅带来了西方的信仰，成功吸引一些官员皈依天主教，而且，他也与儒士徐光启合作，将欧洲的科学成果介绍给中国。
1610年5月，57岁的利马窦在北京去世。明皇万历接受了耶稣会士的请求，允许将他安葬于北京西郊，这是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
2010年，利马窦逝世400周年，中国学界组织了各种活动纪念这位西方传教士。2014年，申请罗马教廷为他宣福的努力迈出了第一步。
法广：为利马窦神父宣福的申请已经在2014年1月初递交梵蒂冈教廷。利马窦去世已经400多年，中国舆论对他在中国生活的28年的经历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本身是耶稣会会士的罗马教皇方济各近期也多次肯定利马窦的传教努力。在罗马教廷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半个多世纪之后，将利马窦封为圣人对于教廷来说有什么意义？
魏明德：对。有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团体希望为利马窦宣福。但我自己有另外一种看法，你可能会有些惊讶。
我当然很希望（教廷）为利马窦宣福，但是，我不希望（教廷）只为他一个人宣福。我认为，无论对于梵蒂冈来讲，还是对中国来讲，最好是为利马窦和徐光启一起宣福。因为，我觉得如果只为利马窦一人宣福，我们就又回到一个老模式，就是比较强调传教士本身的贡献。但其实，如果看看历史，看看中国天主教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会看到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儒家思想与传教士文化的相遇与对话。徐光启从一开始就成为利马窦的朋友，他本人德高望重，贡献很大，也很勇敢，为了建立中国本土教会，他曾经面对很多很多危险。
如果你去上海的徐家汇，徐家汇教区就认为徐光启是最重要的人。所以，如果教廷决定把利马窦和徐光启一起宣福，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比较正面的交流。（让大家看到）基督宗教在中国是通过一种对话开始的，并不是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然后中国人被动地接受基督教。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利马窦从徐光启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也是徐光启鼓励他翻译了很多东西，然后介绍给儒家人士，他们也是共同考虑要写神学方面的书籍。利马窦之所以写《天主实义》，也是因为他与儒家有很深刻的对话。所以，可以说，在开始时，帮助建设立中国教会的是徐光启和他的儒家朋友。
法广：方济各教皇就任已经将近１年（他在２０１３年３月上任）。因为他也是耶稣会的会士，而耶稣会在中国曾有过一段评价积极的历史，所以，大家此前都预测这可能有利于改善梵蒂冈与北京的外交关系。那么，这一年以来，您是否注意到双边关系松动的迹象？
魏明德：我比较乐观。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只重视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教宗的奉献可以是什么？是他提出一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全球应当如何面对贫穷问题、拉丁美洲或者非洲的发展、正义方面的问题……他推崇的是一种新的教会，而不是老欧洲的教会，是拉丁美洲那样很活泼、还有活力的教会（模式）。我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有办法与全球天主教会建立一种比较好的关系，也就是一些共同利益。可能并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天主教会可以是比较正面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不是马上讨论主教在中国的地位问题，但是可以讨论其他，讨论公共的利益。如果能这样建立一种彼此间的信任，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解决中国教会的问题会比较简单。
法广：中国民间对基督教信仰的热情仍然继续向比较积极的方向发展么？
魏明德：没错。不见得是所有的宗教，但是，很多宗教都在中国快速发展，最快的很可能是佛教和新教。但是，天主教发展也很快，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变成天主教徒。宗教在中国继续发展，是因为人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意义。他们很重视团体的力量，他们感到社会比较冷漠，没有办法在里面建立比较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但在宗教团体里面，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问题，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也可以帮助别人，开始一种共同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希望有另一类关系，一种他们在大社会中找不到的关系，他们可以比较开放、比较自由地讨论死亡、生命等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没错，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性仍然很大，３０年来已经有很大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发展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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