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让历史记住这些曾饱经蹂躏的女性

韩国女性家族部2014年1月14日提出将日军慰安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计划让本已困难的韩日关系又添了几分紧张，但更将一段遥远的历史重新拉入公众视线。数十年过去，当年的慰安妇已经无数不多，如果说她们希望讨回公道的努力一再失败的话，日本政界面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反反复复也使得这段历史对于其受害人来说始终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慰安妇指那些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行掳走为作战部队提供性服务的女子。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证明，强掳当地女子随军提供性服务的做法并非孤立、少数事件，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为。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以大量史料证明不仅日本军队，而且日本政府部门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形成与运作。至于慰安妇人数，各方学者估计不一，但更多倾向于至少有20万人的说法。她们主要来自日本本土、中国，还有包括当时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和朝鲜，也有部分东南亚国家和荷兰女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曾估计仅是在中国，就有20万女子沦为慰安妇。台湾则大约有两至三千人。这些女子被送入各地的慰安所，提供服务。从后来幸存者的讲述来看，她们的服务往往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性服务，而是性蹂躏，她们中很多人或者染患性病，或者因为多次堕胎而造成终身不孕。一些慰安妇在战争后期，被溃败的日军杀害，少数人则在战争结束后得以自己设法返回家乡。但亚洲文化传统又使这些被迫沦为性奴的女子往往面对家人与相邻的歧视与排斥，在孤独困苦中度日。

这些女子作为受害人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时已经是90年代。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率先打破沉默，就在二战中受到的性迫害提起诉讼。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的研究成果在日本以及国际舆论中引起广泛关注。自此，东亚各国不少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提起诉讼，形成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国际行动。

不过， 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虽然曾代表政府承认日军曾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但受害者们的索赔行动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相关司法裁决虽然承认这些慰安妇曾遭受监禁和暴行，但每次都以“超过追溯期限”或者战后的旧金山合约为理由，裁定索赔请求不成立。

这些慰安妇索赔无望的同时，她们的受害人身份也不断因为日本国内时常出现的否认或淡化慰安妇制度存在的言论而受到质疑。慰安妇问题一直也是日本与周边邻国围绕历史问题的认识严重分歧的一个部分。司法诉讼因此也一直伴随着日本与周边邻国围绕相关问题外交论战。最新的一次风波应该是2013年5月，日本右翼团体日本维新共同代表的桥下彻发表所谓“慰安妇的存在是必要的”的言论。此番言论不仅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抗议，也受到来自美国的批评。

事实上，慰安妇讨回公道的努力虽然困难重重，但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慰安妇制度的本质。自九十年代起，联合国多份报告提及慰安妇问题，敦促日本相关部门承担法律责任，并向受害人道歉和赔偿；联合国与国际劳工组织也将慰安妇制度裁定为违反人权，等同于性奴役制度。美国和加拿大虽然算不上是这一性奴制度的受害国，但这两个国家的议会都在2007通过议案，就二战期间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提出谴责，并呼吁日方道歉和赔偿。有众多受害人的台湾、菲律宾和韩国近些年也在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道歉。

如果说韩国提出的为日军慰安妇纪录申遗计划与日韩两国近年来紧张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的话，曾数以十万计的慰安妇幸存者如今已经寥寥无几。对于这些曾经饱经蹂躏却不曾讨回公道的受害人来说，让历史记住她们的苦难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对于今天和未来的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也应当成为一个警示，提醒世人在当今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女性仍然常常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不过，目前尚不了解韩国将如何组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慰安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根据韩联社14日的报道，韩国正在调查韩国国内、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的慰安妇资料现状，并编辑目录，计划在2014年底完成这项收录工作，提交韩国文化财厅审议并征集评选之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