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列名“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最近推出关于中国改革的新著《中国改革的歧路》，由台湾联经出版发行。本书主要分成三篇，包括：中国改革的歧路；从不断革命到持续改革：中共应对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模式；以及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作者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上了歧路？

作者朱嘉明也曾因为1989年的悲剧而流亡海外，面对中国改革的难题不断苦思读写。据称，朱嘉明刊载于《思想》22期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文，同步在中国共识网发表，引起近20万网民点击与转发，反响强烈。朱嘉明1989年6月后，流亡海外，一度担任海外民运负责人。1993年退出民运，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完成MBA；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1984）；《现实与选择》（1984）；《论非均衡增长》（1988）；《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2012）。

关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现在的国情，“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例如，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例如，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歷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型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三十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作者指出，中国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麼，竟然成為了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
作者提出：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在书中总结说，在中国过去三十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係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1980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2000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还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

作者就此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没有约束的政府，凭藉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於政府的自由市场呢？经过政府之手所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政府是在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对於垄断，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仲介」；对於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佔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二十年的歷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作者提出：政府以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著各种反市场的行為，将市场异化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