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应有怎样的对华政策？

除去法国报纸费加罗报思潮与辩论栏发表围绕“中国对法国形成挑战”展开的论文，费加罗经济副刊就上海设法阻止外地单身汉在上海购置房地产发表文章；费加罗还刊登早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发明的彩票今天如何征服新兴经济大国的暑期专题文章；回声报在接近尾声的暑期就巴黎流行时尚（Vogue）杂志如何披上新装出征中国游客撰文。

署名法国政治学院教授，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德曼的以“中国对法国形成的挑战”为题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是否尚存在法国伸手可及的对华政策”的疑问，经济不景气的苦恼于事无补，诚然，作为不可逾越的供应商和作为可能的收购者  中国近在咫尺。其实，中国销售其产品，对其投资资金的多样化以及投资都需要欧洲市场。

是否应该因此就乞求中国呢？从欧元的严格方案和公共债务讲，相信中国将围绕与欧洲政治关系的质量做决定根本不现实，但是，钳制中国领导人的却是在经济危机中丧失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期间所积累的财富的危险。

相反，协调与历练伙伴国的能力，与其他大新兴经济国家之间缔结的关系，向中国符合国际准则的建议始终如一地坚持敞开的态度便可以勾勒出法国的对华政策。

上述对法国对华政策形成的挑战对法国历届总统，从德斯坦开始直到才卸任不久的萨科齐都设置了重重的困难。德斯坦曾经定义法国是个“中等强的国家”，中国巧妙玲珑的外交则维持了法中建立在1964年，戴高乐成为第一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为基础的特殊关系的希望。

与中国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的幻想，也就是既务实又欣赏中国的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期间，长时间执行的建立在政府关系之上的大合同政策。而1981年开始执政十四年的法国左派总统密特朗则对中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并没有找到贸易政策或缔结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

高德曼认为，两种对称的政策决定了辩论：首先是根据过分的需要而适应的政策，并不是根据政治需要的立场问题。在德国和英国，保守派政府默克尔和卡梅隆均公开批评中国，而此前，施罗德，布莱尔以及霍布朗对中国还是奉承为多。私下里，许多大企业都忧心忡忡，由于恐怕报复，大企业老板不敢公开表达有关焦虑。只有德国人在涉及到直接利益之际既能避免自律，又保障了向中国销售百分之五十的德国产品。

其次是重申必要时提出批评的政策，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比较容易。针对中国，任何障碍也不应该影响有关民主和法制国家的言论自由，中国领导人视这种态度为傲慢和苟延残喘的西方指手画脚的教训。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对社会的演变非常敏感，就连中国自己的改革派也认为演变不可避免。

高德曼的文章认为，才卸任不久的总统萨科齐尝试了一条新路：从希望与中国缔结希拉克遗留下的大合同开始，萨科齐同时在其他中国的竞争对手  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大国继续相同领域的努力。萨科奇曾经试图将政治与经济分而治之，但是萨科奇自从2008年西藏问题上的出手不利使之转而执行自从八九，六、四天安门血腥屠杀事件之后法国制定的对华政策。

在经济领域，法国前总统萨科奇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对华政策进行必要的欧洲化，向中国开放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理由是不能再要求中国改变的同时又拒绝给予中国在国际决策中相应的位置。

高德曼认为法国处于中美法的三角关系之中，华盛顿在斟酌向中国投资的开放度方面比布鲁塞尔武装的要好得多，高德曼认为，法国建立的对华政策，首先应是向中国资本敞开大门，但是与此同时展开一场维护法规和透明度的斗争。

高德曼的文章最后结论道，中国和欧洲只有开始表明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协调能力才能有强大的地位，从这一角度看，法中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战略案例。

此外，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上午主持暑假过后的首次部长联席会议成为今天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头条的焦点：今天的法国部长联席会议在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之际召开，法国左翼大报解放报强调“奥朗与危机约会”；被危机缠绕的法国总统动员政府并希望能够给其行动更多得前景，法国右翼保守派大报费加罗为奥朗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强调奥朗德陷入赤字，经济增长搁浅和失业的危机之中；十字架报也详细阐述奥朗德暑期归来后的工作棘手；世界报说法国政府希望结束对城市政策的修修补补；回声报揭示政府正在做准备的年轻人就业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