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谈“习近平和意识形态人回归”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去年11月受邀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了2022年度约翰·克劳福德演讲。他讲话的题目是“习近平和意识形态人的回归：对美中和澳中关系的影响” 。我们将在本期节目中就近来对华论述有所变化的陆克文如何分析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以及其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加以介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资料图片 © 网络图片

陆克文在讲话开始时说到，“我为2022年克劳福德演讲选择的题目是：习近平和意识形态人的回归——对美中和澳中关系的影响。我之所以选择从分析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开始，是因为这种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习对其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未来方向的态度。几十年来，在中国分析界，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变得不时髦了。我完全理解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邓小平本人在启动改革开放时期，告诉中共要‘停止和制止继续进行理论辩论’——或中文叫‘不争论’。当然，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十年之后，当时中国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讨论。在那场灾难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完全陷入混乱。事实上，由于毛泽东纯粹追求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乌托邦，人们的生计被抛在一边，党本身的合法性实际上已经破裂。”

陆克文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邓启动中国政治的后文革时代时，他是在两个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个是1981年的党的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提供了党对毛以前的政治过激行为的正式分析结论；第二个是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当时党正式重新定义了中国未来改革方案的意识形态参数。其中第一份文件告诫全党，毛从1956年开始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忽视了党的集体领导，而党的集体领导在当年就已经确定了中共未来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至少根据1981年的党史决议，毛重新把‘阶级斗争’作为他的中心任务，并因此发动了1958年的反右运动、1958至1962年的大跃进这一人类灾难，以及文化大革命本身（1966-76）的恐怖。正是这份1981年的文件得出结论，毛对集体领导原则的否定不仅导致了一人统治，而且导致了终身统治，以及个人崇拜。”

陆克文说，“在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有效地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所称的党的‘主要矛盾’——否定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回归，转而重申了1956年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即把核心重点放在生产要素的发展上。事实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典中，在邓领导下，释放生产要素将成为党的核心挑战，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称为‘生产关系’（即阶级）的东西降到次要考虑。邓这时的进一步思想创新是将中国目前的发展时期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又使邓能够可信地论证，在这个初级阶段，先锋党的首要责任是释放生产要素，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此外，在需要从政治上重新考虑以‘生产关系’的名义重新分配财富的必要性之前，这种情况将持续‘几十代人’，或者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即阶级不平等。”

陆克文说，“我强调这两份文件的原因是，它们支撑着随后35年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直到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在国内政治方面，在1989年天安门灾难性事件之前，政治实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虽然邓通过1989年采取的残酷措施果断地排除了对列宁主义政党中心作用的任何政治篡夺，但他指定的继任者江和胡继续实施一系列长期的所谓‘政治改革’。这些措施包括地方一级的民主试验和在共产党内进行草根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精英，以及在2002年提出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党内队伍的建议。在经济领域，我们都熟悉改革开放时期，当时一点一点地将市场力量慢慢引入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中，与之前几十年的窒息性中央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市场力量在国内的释放看到了私营部门的迅速崛起，牺牲了国有部门。邓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强化了这一点，将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置于中国国际关系的绝对中心。”

陆克文说，“简而言之，邓小平使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改革计划和中国国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仆人。中国深思熟虑地决定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内工作。在2002年成功获得世贸组织的成员资格后，中国在接下来的15年里，完全进入美国、欧洲和其他市场，引发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长达十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工厂。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坚持了邓小平的基本理论，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后来被称为邓的‘外交指导性意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劝阻中国的国际政策精英们不要过早地采取强硬态度时，都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陆克文说，“我的总体论点是，正是1981年和1982年的意识形态决议建立了一个政治框架，随后的政策革命在国内政治、政治经济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展开。它创造了我们在近四十年中都熟悉的中国。习近平的崛起代表了对这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规范的深度背离。在国内政治中，这一过程在习近平于2012年11月被任命为总书记后不久就开始了。2013年7月，习在一次全国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非同寻常的讲话，概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未来的绝对核心地位。习用相当长的篇幅叙述了他的观点，即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以及随后苏联本身的解体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腐烂开始的。”

陆克文说，“习对苏联崩溃的诊断导致他从执政之初就指示党的中央机构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在党的一切工作中恢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格性。在实践层面上，习试图重新确认党在整个公共行政结构中的核心作用，用新的党领导的领导小组取代国务院中经济技术官僚的作用，这些领导小组日益取代非党官僚的传统政策作用。同时，党在军队、学术界以及中国新兴的公民社会中的作用也得到了重新确认。”

陆克文说，“因此，从一开始，重申列宁主义政党的绝对核心作用就是习的政治统治的标志。在许多方面，习对毛泽东的一句老话进行了总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经济政策方向上，这种重新确立党的中心地位的举措是后来才有的。事实上，在习近平执政的最初阶段，曾努力维持邓、江和胡时期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方案。这反映在2013年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定文件中。这份文件著名地指出，市场现在应该成为中国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代表着中共内部支持市场和支持计划的力量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辩论已经结束。事实上，在过去的35年里，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广泛的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技术官僚精英中支持市场的一派逐渐战胜了计划精英。因此，他们为中国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创造了政策和经济空间，以发展巨型公司，我们开始看到这些公司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主导中国经济。”

陆克文说，“然而，正如我们在亚洲协会分析2013年决策文件执行情况的研究中所追踪的那样，它几乎立即受到了多层次的政治和官僚阻力的困扰。虽然该文件从未被否定，但它从未被真正实施。它包含了60套独立的建议，涵盖了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改革的全部内容——围绕着市场这一核心组织原则。但几乎在所有方面，它都以一纸空文告终。然而，在2015年中国本土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被动的惰性很快被积极的政治反对所取代。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这一年的8月，中国的股票价格崩溃，导致中国国家对上海、深圳和香港交易所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为股价设置底线。这次干预失败了。当时人们真正担心的是，备受期待的系统性金融崩溃最终由股票市场泡沫引发。因此，根据我的判断，习开始对他自己由改革派总理李克强领导的经济领导团队的能力失去政治信心。”

陆克文说，“到了2017年，习本人在该年发表的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开始对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更为根本的重新评估。这是习向党代会作出的第一份工作报告。因此，它的语言被仔细解析。2017年党代会报告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对邓的1982年关于生产要素无限制发展的意识形态优先权的最初决定进行了意识形态手术，以及邓对生产关系的继续贬低。在2017年的党代会报告中，习有效地推翻了邓在经济领域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相反，习宣布，党的‘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现在需要采取行动来纠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是过去邓的不受约束的改革议程所造成的。”

陆克文说，“在一个基本层面上，这在意识形态上授权了对经济的政治和政策干预，以处理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明显失衡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授权了改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政策努力——不仅仅是最终消除贫困（习近平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前就确定了这是他的首要任务），还包括在他的‘共同富裕’的新意识形态下在整个经济中更广泛地重新分配财富。”

陆克文说，“然而，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习的党代会报告又授权更广泛的政治权力，让党的意识形态人员干预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设置，以支持自由市场、私营部门的作用，以及个人和企业财富的积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义都发生在2017年底。然而，由于特朗普总统决定在2018年1月发起美中贸易战，中国国内经济的这种新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向要在其中实施的政治环境几乎立即变得复杂。这场贸易战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肆虐，至少到2020年1月在白宫最终签署美中临时贸易协议为止，尽管当时实施的每一项保护主义措施至今仍然有效。2018年特朗普的贸易战，几乎是在2017年党在意识形态上决定将邓前35年的市场改革方案倒退的基础上立即出现的，其影响是导致习加倍支持对中国未来经济管理采取更加保护主义、重商主义和国家主导的方法。”

陆克文说，“例如，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习近平开始接受：‘自给自足的经济’的新学说；新形式和规模更大的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很快被称为中国的新意识形态正统的所谓‘双循环经济’。后者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暗语，即中国在未来的经济中不应再依赖国际市场来进口任何基本需求。但与此同时，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出口，中国的平行目标是使全球经济的大部分地区越来越依赖中国自己，从而加强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因此，我的总体论点是，自发的意识形态变化，加上习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政治反应，产生了一种更有力的经济政策从国内和国际市场原则中退却的鸡尾酒——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使国家回到中国经济的绝对中心的做法合法化。”

陆克文说，“与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这些意识形态方向的变化相平行，习也早在2014年就表明了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正式方向的进一步变化。这是当年11月的党的外交工作会议，习在会上拒绝重申邓的‘外交指导性意见’中长期存在的正统观念，包括其核心原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通知党，他们的新指导原则是‘奋发有为’。这是中国现在积极改变国际现状的意识形态暗语。虽然该次外交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从未被披露，但通过‘人民日报’提供的有限摘录还是强调了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方向变化的鲜明性质。在这些讲话中，他直接谈到了需要： ‘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此外，更不祥的是，‘为全球秩序的未来展开的斗争’。”

陆克文说，“在这些声明之前，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机构决定从2014年和2015年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填海造岛。这也预示着中国在与邻国打交道时采取了更加武断的外交安全政策姿态，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对抗性的姿态：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在南中国海领土主张上的冲突，以及与印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国首都看到中国新形式的‘战狼外交’，中国试图影响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求采取更顺从的态度。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在过去十年中观察到的是中国公共政策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方向。我将这一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变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习决定将中国政治向列宁主义的左翼移动；第二，他决定将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更多地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移动；第三，将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武断姿态逐步向民族主义的右翼移动。”

陆克文说，“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中，我们看到了这三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变化，现在习在2022年10月发表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的新语言加强了这些变化。我在其他地方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综上所述，我们在2022年的报告中看到的是进一步巩固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设置。例如，‘斗争’一词本身被使用的次数过多。对经济采取更加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申不仅体现在中共、国家和国有企业部门（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生中找到，还可以在通过先前存在的‘共同富裕’议程深化收入再分配议程——以及关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新的和尚未明确的规定中看到。”

陆克文说，“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国际议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不再提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与上文概述的邓小平意识形态框架相一致，这句话是自1982年第十二次大会以来历次大会报告的一个标准特征。它的暗语很清楚：党已经评估过，地平线上没有可能涉及中国的重大战争，因此使党能够完全集中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这句话不再出现在今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中国体制的警告，即中国的战略环境越来越严峻，需要为‘和平时期的危险’做好准备，并为‘风暴的来临’做好准备。”

陆克文说，“此外，人民解放军被明确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并被要求为其作战部队、资源和作战准备做进一步准备。换句话说，习近平已将他的国家置于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基础之上。从总体上看，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做的，是将他早在2012/2013年就开始概述的国内政治和外交及安全政策设置方面传达给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向加倍，以及至少从2017年开始的经济政策设置。然而，习在其2022年工作报告中的意识形态语言最大的质变在于他对中国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的正式评估，以及现在必须做出的准备，以应对他认为中国现在在未来十年面临的危险。”

就美中关系

陆克文指出，“那么，这一切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美中关系的基本结构是由三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物质力量平衡的现状；第二，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的新武断战略；第三，美国决定通过新的两党‘战略竞争’学说来应对中国战略能力和意图的变化。就其中的第一个因素而言，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平衡一直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包括在这个等式中的台湾自己的国防部队），目前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在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可以消除失败的战略风险。”

陆克文说，“至于经济力量的平衡，根据购买平价定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按当前汇率计算的GDP，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否在未来十年缩小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未来增长率，因为该国目前面临着重大的阻力。这包括在习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进行的重大意识形态调整。至于技术力量，围绕中国自己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确定的十大类战略技术，有不同的论点。但就核心技术而言，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快速缩小差距，尽管在最先进的半导体类别（即3至6纳米）方面的差距仍然在3至5年之间。”

陆克文说，“关于习对美国采取的新的武断战略，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已经概述了这种做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习计算出，他现在可以更多地利用中国的力量来改变国际现状，使之朝着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他还计算出美国和西方正在急剧衰落，这在他关于‘东升西降’的意识形态格言中得到了总结。”

陆克文说，“关于美国以‘战略竞争’形式作出的战略反应，拜登政府一直在对这个在2017年首次制定的框架进行补充。我们已经在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2022年5月在华盛顿亚洲协会的讲话中推出的《中国战略》中看到了它。我们已经在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家安全顾问202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看到了它。我们还在2022年10月的《国防战略》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些战略框架文件之外，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实质性行动发生了全面的变化。这包括通过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系列修订，收紧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度；新的《芯片科学法》以补贴美国半导体行业；以及最重要的是，10月7日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销售实施全面出口禁令，以遏制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

陆克文说，“换句话说，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人不断分心，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成功地推出了一套全面的政策和行动程序，让战略竞争理论的骨头上有了肉。更多的东西还在后面。很明显，双方都在进行一场战略竞争，以决定哪个国家在本世纪中期成为超群的地区和全球大国。不需要对习的‘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宣言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恢复其在清朝中期的地位，即成为超群的地区和全球大国。此外，习近平已明确表示，如果不统一台湾，就无法实现民族复兴。”

陆克文说，“因此，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从现在到习宣布台湾必须以和平或武力方式回归中国主权，以便在20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庆祝毛革命的完成，我们已经在一个27年的时间轴上。因此，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在这种战略竞争的框架内，研究这种竞争是可管理的还是不可管理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22年11月的习-拜登峰会之前，我们有5年的无管理的战略竞争。我的意思是，没有有效的道路规则，没有战略护栏，双边关系日益自由落体——没有任何双边机制来有效管理沿途的不稳定事件。在佩洛西（Nacy Pelosi）议长9月访问台湾后，中国在台湾上空进行的实弹演习中，我们看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情况。”

陆克文说，“不可管理的战略竞争的问题是，它是危险的。存在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危险，那就是它可能意外地导致战争——即意外事件、升级、危机、冲突和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更丑陋的篇章中，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个剧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的18个月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都主张建立一个可管理的战略竞争的替代战略框架。这一论点的前提是，至少在现阶段，双方都不准备在台湾问题上掷骰子支持彼此蓄意发动战争。这一逻辑的基础是，双方目前都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换言之，他们可能会输。”

陆克文说，“在此基础上，目前的挑战是在中短期内减少意外的战争风险。可管理的战略竞争的概念有三个要素。首先，商定原则和程序，以导航对方的战略红线（关于台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朝鲜半岛、网络和太空），如果不慎越过这些红线，将可能导致军事升级。这将意味着在每条线周围承包战略护栏。或者，如果你喜欢，基本的道路规则。第二，相互确定非致命的国家安全政策领域——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技术发展（例如，在半导体方面）和意识形态，在这些领域，全面的、尽管是非致命的战略竞争被接受为新常态。”

陆克文补充说，“第三，部署足够的政治和外交资本，以确定那些持续战略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核不扩散和全球公共卫生方面）得到承认、鼓励和拥护的领域。这一可管理的战略竞争总体概念的所有三个部分都需要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内被接受。在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拜登与习近平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的总体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北京和华盛顿似乎都朝着某种形式的可管理的战略竞争迈出了第一步。双方现在都谈到了稳定关系的必要性。”

陆克文说，“在美国方面，美国官员多次提到需要一种‘可管理的竞争’，确定‘红线’，并围绕关系构建‘战略护栏’。然而，巴厘岛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习近平所用语言的一些变化。习首次提到需要围绕这一关系建立‘新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危机和冲突。他还首次谈到需要在这种关系下建立‘安全网’，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已授权双方为此进行‘战略沟通’。在操作这一方法时，布林肯国务卿现在定于在新年年初访问北京。最重要的是，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峰会上各自的发言中使用的新语言授权他们的最高级官员开始构建未来所需的精确形式的战略护栏——以管理关系中最具争议性的安全政策挑战。”

陆克文说，“这种做法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巴厘岛的底线表明，至少在中短期内，双方都决定为两国关系‘打底’，停止‘自由落体’，并开始围绕战略稳定的概念构建一些基本保护措施。然而，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认为习因此搁置了夺回台湾的愿望是愚蠢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接近事实了。事实上，他在巴厘岛峰会官方读物中关于台湾的措辞可以说比以前更加强硬。”

陆克文说，“因此，我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中国仍然有望加强其军事准备，以及金融、经济和技术准备，以便从2020年代末或203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对台湾采取行动——当然，习的目标仍然是执政。因此，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短期稳定安排与中长期潜在冲突准备之间的区别。避免中长期冲突的唯一途径是美国、盟国和台湾的有效威慑——在军事上、技术上、财政上、经济上，当然也包括外交政策和政治上。”

就澳中关系

陆克文表示：“那么，这一切将使澳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何方？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有多种变量在起作用，其中一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澳中关系深受美中关系动态变化的影响——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而且还影响到其他许多在地理上比澳大利亚更接近中国的国家。我们很快就会想到美国的条约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美中关系还影响到世界上那些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140个国家。”

陆克文说，“此外，澳中关系的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意识形态方向变化的影响。正如澳中关系也受到美国两党在过去五年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战略竞争学说的影响。反过来，这也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未来发展的影响——包括2024年、2028年和203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及这些选举是否会产生比特朗普之前的美国传统上更加孤立主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陆克文说，“在这个国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孤立地看待澳中关系。这在分析上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大多数国家正经历着类似的挑战。而且，许多国家都受到我上面所描述的一系列变数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在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方面没有自主权或主动权。我们有。但是，在执行这一主动权时，我们必须深深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工作和国家存在的运作环境中存在的限制。”

陆克文说，“我不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详细反思莫里斯（Scott Morrison、澳洲前总理）和达顿（Peter Dutton、澳洲前防长）二人执政在对华关系上的言辞过激行为。我只想说，尽管习近平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内（包括与澳大利亚本身）的武断态度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但仅仅是在言辞上的过度，并没有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国家对华战略，更不用说有效的政策或行动反应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莫里森和达顿在中国问题上经常相互竞争的传声筒外交的道德游戏，一方面是针对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内部政治（即谁能在中国问题上说得最男人）；另一方面是试图迫使澳大利亚工党，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对华软弱。在后一个问题上，莫里森和达顿表现得非常失败，上次选举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

陆克文说，“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试图做的是降低澳中关系的温度。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对澳大利亚的言辞基调和温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双方都决定放下扩音器。这是恢复北京和堪培拉之间外交话语的某种程度的稳定甚至正常的健康的第一步。这使得双方恢复部长级接触成为可能——特别是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间的接触——从而结束了三年的部长级冻结期。此外，随着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巴厘岛与习主席的会面，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双方政府首脑级的接触，而这一接触已经中断了六年。在澳中双边关系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双方接触的这种政治冻结。这对所有相关方来说都是不健康的。”

陆克文说，“阿尔巴尼斯总理和黄英贤（Penny Wong）外长在其任期的前六个月所取得的成就是沿着这些方向稳定了两国关系。鉴于我们过去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小成就。然而，新政府和他们在北京的对应方所面临的工作是艰巨的。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仍然存在。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利用12月3日的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通过取消这些制裁来为过去划清界限，这将是中方的一个重要象征和信号。”

陆克文说，“这将为恢复对目前双边关系所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问题的正常外交对话铺平道路。这包括中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越来越武断的行为。它包括中国对我们在日本和印度的战略伙伴的姿态。它包括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的愿望。它包括我们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全球行动的共同关注。它还包括以政治理由继续监禁一些澳大利亚国民，包括澳大利亚记者成蕾。”

陆克文说，“事实上，作为我们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提前释放成蕾将为未来几年的整体关系投下明显的积极光芒。好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够解决这些实质性挑战的政治关系的恢复。我们不应低估其中每一项所涉及的困难。正如我在与莫里森政府打交道时长期倡导的那样，包括早期与莫里森总理本人的一对一谈话，我认为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在管理澳中关系的形态时都应牢记五个基本原则。”

陆克文说，“第一，我们不道歉地致力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普世人权；第二，我们不道歉地支持与美国的同盟，尽管不是自动遵守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个要素；第三，最大限度地提高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以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包括恢复正常的旅游和学生流动；第四，通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机构与中国进行最大的合作。亚太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稳定、核不扩散和未来大流行病管理方面的合作；第五，当我们确实需要与中国分开时，与朋友和盟友合作。成群结队地打猎总是比较安全的。”

讲话最后，陆克文总结道：“未来五年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可以说决定印太地区的未来稳定。它将决定美国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中长期军事行动的努力的成功与否。它将决定中国能否重塑自己的国内增长模式，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在意识形态、人口和大流行病相关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但它也将被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第三国所采取的政策所左右。如果我们不能小心翼翼地驾驭未来五年，就有一种严重的风险，即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武装冲突的边缘。”

陆克文表示，“使用‘武装冲突’一词很容易。但是，当我们开始想象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范围时，这种战争的战略、经济和人力成本很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规模。这也是所有三个国家——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必须为我们所有的未来作出一切努力的原因之一，即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个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另一种选择则是灾难性的，令人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