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疫情局势快速蔓延，曾坚称“不封城”的上海，不得不改变初衷并逐渐调整管控措施：从封锁部分小区，到部分交通管制；从黄浦江两岸“分批封控”，到全面封城。。。短短数日，上海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市对2600万市民进行全面核酸测试，还迎来一批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的数万名医护人员抵沪支援。上海成为中国疫情严重的热点。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令坚持严厉“清零”政策的北京政府经受着空前挑战。中国将如何步出此波疫情？“清零政策”能否坚持到底？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上海从坚称“不封城”到全面封城，仅短短数日时间，您如何评判其中的变化？
夏明：我的总体的感觉，还是一种惶恐造成的，有点“惊慌失措”这种感觉，我觉得不必走向这么一种大起大落的极端做法。当然我观察这种变化，我觉得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最大的因素，也是习近平的防疫思想，因为整个防疫-现在已经两年多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三年了-习近平基本上就是亲自领导、亲自指挥抗疫这场战役，他把抗疫战争化、把抗疫当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政绩。当然在过去两年，他因此获得了很多的所谓的荣耀，他可以吹嘘。所以当今天抗疫出现了一些变化、新的情况、或者有某些拐点的话，他也非常的紧张。我觉得他的这种防疫思想，把整个疫情不是跟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连在一起，而是跟他自己的所谓的政绩、跟他自己的所谓的权力稳不稳，政体安不安全、政治安不安全，给紧密地挂钩，这恐怕是防疫指导思想的一个误区，这是第一点。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引导下，我认为中央角色跟上海的地方角色出现了某种差异。如果我们在上海看到，长期以来，上海、尤其是张文宏医生不断地讲到：可能我们必须意识到，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可能会使得清零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我们必须得要加强群体免疫、要长期化，包括要接受这种感染的出现等等。
但是，你看到今天中央的决策，尤其是孙春兰到了上海，她的这个防疫政策，跟她当时去武汉基本上没什么区别，搞得大家上上下下用战争的方式、用运动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强暴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决战”，这种中央跟地方的角色是有一定的差异。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中央的决策取代了上海过去的政策，这里面就导致了体制上的一个差异，问题就暴露出来-就是我刚才讲到-上海抗疫走向极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第三点）：中国的体制，它的文教、卫生系统往往是在被边缘化的，所以文教、卫生系统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都是从这些专家里边出来的，尤其是中国有一种叫“无知少女”的体系。它经常会在它的整个体系、或者制度中，加上一个无党派人士、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少数民族、或者女性干部。那你可以看到，孙春兰是政治局里唯一的一个女性干部，其实也是一种“无知少女”这种思维。当然在政府里面你可以看到，“无知少女”往往是以女性向外散发的，她要么是个无党派人士，要么是个知识分子，要么可能是少数民族，而他们往往就去分派这些卫生、文教事务。所以如果由这批人来分管文教、卫生事务的话，平常他们的权利也就不会很大，在决策体制内，她受到的尊重也不会那么高。因为中国毕竟是政治挂帅、毕竟是公安、武警、经济这些涉及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他们是占据权力的中心。所以今天当有这个大的疫情成为整个全球、成为整个中国的一个国计民生的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出现了一种“外行”去领导了“内行”。就是把这些我们看到的专家、本身在权力中就没有太多地位、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的，就把他们给替代了。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的变化，尤其是上海表现的变化，也出现了一种“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处于这种无力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恐怕就是三个大的变化。
法广：上海封城以来，社交媒体上经常爆出令人震撼的画面，例如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幼儿与父母分开进行集中隔离等内容，引发较大反响。您对防疫过程中的极端措施以及准备不足等种种现象作何感想？
夏明：是，上海对我来说是第二故乡，因为我在上海读书、求学、工作，在里面成家、也是上海女婿。所以我总是为上海担忧、牵挂，因为毕竟自己所有的朋友圈子、同学、学生、老师、很多亲戚都在上海。所以在这种关头，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幸灾乐祸，上海的“福、祸”都是我们大家共同担心的，希望上海能够走出目前的这个暂时的灾难。当然，因为我在纽约生活，我在过去两年多-现在第三年-经历过许多，我也有各种的体会。我觉得其实这次病毒，也有很多可以处理的，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大家只要掌握好各种方式，尤其是决策层如果不误导、不犯错误的话，可以走出目前的困境。这里边一个指导方针，我觉得还是要以科学、人道、进步和可持续性为重要的指导方针。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科学。这个病毒，它是一种科学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危机，它的处理方式，当然是要以人为本，要有人道，因为你毕竟是要救人，也是要治病，不是要把人控制起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灾难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一些选择。我们看到，黑死病在欧洲后来带来了文艺复兴，所以整个西方国家对教会权力的挑战，最后进入到一个更世俗化的社会，当然是跟黑死病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从西班牙病毒流行，西方国家各种的医疗体制和各种防疫、打疫苗等等，也都出现了很多的进步。所以我认为，任何一场灾难，最后都是以极高的代价换来的进步，我觉得目前中国在多重灾难下、如何处理、如何把这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人道、更科学，而不是变得更野蛮、更没有人性、更残酷，这是一个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选择。如果你要去反进步，如果要用权力去强压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没有可持续性。所谓的可持续性，就是说：你让生命是不是可以继续，让生命是不是可以继续的繁荣，让年轻的孩子可以成长、让老人可以安享天年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针都是必须尊重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纽约，我的体会就是：其实你的处理不必“一刀切”，不必所谓的中央一个领导决定把一切事情控制在手中，而是应该分层处理。因为首先，有少数的精英人物，他们有钱、有地位，他们有资源，你根本就不要管他们，他们自己会保护好自己，他们会想他们的一切办法，动用他们一切的手段，让自己能够管理好；第二，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人也都是怕死，也都尊重科学、也都是信任政府和信任科学权威的。这批人，你如果对他们进行引导、给出各种实事求是的真实信息，让他们也做好合作、做好各种居家的准备等等，这部分人，我觉得可以让他们给你做很好的配合。当然，另外一部分是绝少数人，他们是不相信科学、是蛮干的，是会跟你作对、给你捣乱的、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的。对这些人的话，你有时可能是需要防控，有时你必须得设置高的门槛，让他们出去，让他们随意或者遵守（比如说戴口罩、社交距离）等等，你让他付出高的代价，你把门槛提高，比如在公共汽车、公共场所、或者大学、或者超市、饭店等等，不许他们进。这样对这部分人就有一个管束，所以最终政府应该关注的，其实就是那些弱势群体，那些他自己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就是想照顾自己，也没有资源，或者就是老人、或者很多的就是病人、有这些免疫力受到削弱的各种人，这就是一个政府应该分层次的处理。但是我认为，中国完全是一刀切，最后就导致很多有资源的人非常不满，导致许多不信任科学的人最后把你整个决策也都会冲击掉。最后受苦的，也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另外，因为你这个资源没有深层的运用，真正的弱势群体-就像上海现在也出现了死亡的各种报导-尤其是很多重症病人、癌症病人、要用药的，或者是糖尿病病人、或者是肾衰的病人、需要透析清理血的等等，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灾难。现在还有人道主义灾难就在于：中国政府极端的行为，其实对家庭是一个极大的不尊重。它现在就对儿童跟父母进行分离。。。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是作为社会分层的最基本的因素，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可能会感染，但是，即使他们感染，全家相互的都可以给予最有效的帮助。现在把婴孩跟父母隔离这样的做法，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对小孩来说是-人道主义灾难。
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上海一个在哺乳期的母亲说，她感染（了病毒），她要跟只有四个月大的婴儿分隔开。她就在视频上（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救救她、救救她的孩子。我觉得这些一刀切的做法不具有持续性，它最后会带来一个我们面对的多灾多难的（局面）。现在毕竟有疫情、有饥饿，世界上还有战争、也有各种天灾人祸-风灾、水灾、地震-。。。都在多重地进行。这个社会会出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种人性的重要，会更多的关爱他人、会出现“圣人化”的趋势。有另外一部分人就会变得更自私、这个时候，贪婪、或者对他人的邪恶也会暴露出来。这些人就会有“罪人化”的趋势。我们怎样在这种大的危机中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毕竟在半个世纪以前，遇到这种大灾难，中国就出现过人吃人。所以人吃人，在中国很多人的记忆里面都还是个人的、亲身的感受的东西，所以如何避免人道主义的灾难，这恐怕是上海防疫必须做出的这么一个引导。因为上海是中国资源最好的城市，而且也是全国具有标杆作用的一个城市，如果上海能够做好它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对中国、对中国的进步-刚才我讲到科学、人道、进步和可持续性-会有很大的贡献。
法广：作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运输和制造中心，上海封城意味着什么？
夏明：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之所以现在这么惊慌失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涉及到它的经济成长的问题。因为毕竟整体上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摆脱贫穷、还没有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这种大的疫情给中国经济的进步，当然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挫折。而中国在全世界、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边，在整个全世界的疫情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它的生产链条挺住了、保住了；也就是保工、保出口、保经济、保成长等等，中国政府还是做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种成就，使得中国在全球的生产链条中的作用，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肯定。所以中国的经济其实还受到了某一些的正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因为上海封城，上海作为全球的这么一个金融、贸易和制造业的转运、包括各种中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长江出海口-从上海到宁波等等-，许多的货运船舶停在那边，没办法来运货或者卸货等等，这样的话，对中国的生产链条也会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许多的公司或者国家-在过去的跟中国脱钩的大的趋势下-恐怕会继续丧失对中国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中国如何处理好、尤其上海如何处理好？这关乎中国未来的经济利益。
法广：面对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中国仍继续坚持“清零”战略，您如何评判“清零”背后的政治考量？
夏明：我觉得中国在整个这个抗疫过程中，自始至终-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讨论过-我认为这里面深层的反映出两种制度、两种体系的一个较量。中国现在当然是叫板西方国家：到底谁有制度优势？谁在这次防疫过程中会胜出？等等。所以过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你们这些外国记者，在整个病毒期间，你们能够有幸呆在中国、躲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他就有这种所谓的制度自信。
但是今天，中国以这种政治挂帅、以一种所谓政治运动、抗疫战争的方式来思考，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这种问题反映出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决策机制都是有关的。我们首先看反映国情：如果我们看到上海今天这样一种被大家看到的这种手足无措，需要全国几万的医务人员、帮助去所谓的集中抗疫；还有就是军队、武警，从山东调到上海，来进行这些所谓的维持秩序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尤其是上海，（作为）中国的顶级城市，它没有像日本或者西方国家这样反映出它这么多的资源。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非常关心、要压平曲线，就是不要导致整个医疗系统崩溃。只要我们医疗系统能够有重症病房、能够接受重症病人，那我们就算成功。所以日本、美国都是这样做的，中国它现在就没有这个自信、真正说：我们只要压平曲线、我们的医疗系统只要不至于崩溃、医疗系统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里面反映了中国国情跟西方的差别还是很大；第二个，当然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实力、科学实力，其实跟西方差距也很大。因为我们看到，无论在疫苗、还是在口服的药物、还是在国家对受灾的这些百姓进行经济上的实际的现金的救助等等，中国当然是跟西方国家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在目前的这种现实的差距的情况下，还妄自尊大，还觉得它自己是一枝独秀，我是“东升”，你们是“西降”这种错误的认识，也是会导致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会处理不当。当然，另外还有决策机制，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的决策机制，现在是习主席担任了十几个各种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大权在握：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全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社会的多元的分工合作没有被调动起来。另外，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的一种对抗、甚至在乌克兰这个事件中，中国跟俄国绑架在一起，跟全球的主流社会进行对抗，也就妨碍了中国跟国际的合作，也就是在疫苗的开发、药物的开发合作上。因为印度，你可以看到，它就在这种国际合作上得到了很多的利好。所以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这种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跟西方的这种渐行渐远，使得政治不断地干预科学，使得中国的医学界不能在决策层次中，它没有那么多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医学界和科学界，也没办法得到全球的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各种合作，那我觉得这一个是跟中国的政治的干扰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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