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5日至12日，台湾内政部移民署分四批，将共计21名以非法途径进入台湾的大陆籍人士遣送回大陆。虽然两岸在涉及偷渡人员遣返议题上签署有“金门协议”以及“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受两岸政治紧张关系影响，也受新冠疫情干扰，此次遣返作业是一年多来的首次。而被遣返人员中包括此前曾在大陆参加维权活动，并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胡海波，更令这次遣返作业吸引舆论关注。中国媒体借一些台湾媒体评论，将这次遣返作业解读为蔡英文政府向北京示好。一些胡海波的支持者则对台湾政府将维权人士遣返大陆颇有微词。本台不掌握胡海波先生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具体资讯和相关过程，在此不做评论。但本台向长期介入人权活动的台湾社会团体了解情况时注意到，两岸近年来持续紧张的政治关系使得本已微妙的在台政治庇护运作更加如履薄冰。
遣返作业破冰，担心杯葛北京冬奥？
事实上，在台湾移民署此次遣返作业之前，厦门警方曾在去年12月宣布，对一名逃至厦门的台湾枪击案嫌犯执行遣返作业。这两项遣返决定似乎显示持续紧绷的两岸关系有所松缓。但双方显然对此各有解读。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认为，北京方面在不断拖延执行遣返条例多时后，近期接受集体遣返，这可能与台湾方面出现杯葛北京冬奥会的声音有关：
杨宪宏：“最近两岸关系好像又有些破冰。这也许是因为中共要在2月举办冬奥会，所以对台湾（态度）有所缓和。因为台湾有民间组织提出，中共对台湾，无论是对农业团体刁难，或是对原来两岸签署的司法互助不予执行，或是三天两头派飞机来威胁台湾海峡，在这种状况下，台湾怎么可能派人去参加北京奥运？！这个案例已经提交立法院，是在民间组织要求下，由时代力量议员提出的决议文。 近日会朝野协商。其中提出的理由就是：台湾不可能在中共的各种胁迫之下，还要去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我猜测中共可能有收到这样的信息。“
2021年12月1日，台湾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与多个人权团体联合举行记者会，呼吁朝野协商，推动抵制北京冬奥会。但目前没有相关朝野协商的推进情况。而从台湾媒体19日披露的消息看，一支包括4到6名运动员在内的台湾代表团将于1月25日起，分批前往北京参赛，其中没有官方代表。
至于中国一些媒体评论认为，此举是蔡英文政府在向北京示好。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恰恰相反，这是北京在释放善意。
曾建元：“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北京政府违反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例子，多不胜数。北京政府只要对台湾方面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对比如偷渡犯或罪犯遣返案例，故意拖延。它常常用这种方式，达到制裁台湾政府的效果。因为，大陆人民在台湾，比如非法入境、非法停留或者犯罪的案例非常多，但是台湾的遣返作业始终，特别是这一两年的疫情期间，都受到来自中共方面的阻拦，他们不愿收人。所以，与其说这是蔡政府对大陆表示善意，在台湾看来，反而是大陆方面愿意把这些在台湾有遣返需要的人，接收回去，这是大陆对台湾的一种善意。”
紧张的政治关系下更加困难的庇护申请
杨宪宏先生表示，由于两岸距离很近，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偷渡客，可能99%的非法入境者都与寻求政治庇护无关，因此台湾方面通常做法是将他们遣送回大陆。那些因受到政治或宗教迫害，来台湾需求政治庇护者，通常会在台湾停留一段时间，最后由第三国提供庇护。目前由于两岸关系紧张，台湾方面对寻求政治庇护者的审查也更严格，防备对岸自导自演，制造假难民。人权团体的行动因此也非常谨慎。
杨宪宏：“这几年我们都很小心………我们自己都有一些目标。真正的难民，我们一定不是完全不了解。有些在中国真正遭到很严重迫害的异议人士，有些甚至被关押超过1000天都不知道下落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救助）的目标。他们如果有机会逃出来，我们当然一定给予庇护。我们和其它国际组织一样，心里都有一份名单。可是，有些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只能依据台湾国安单位的调查。我们相信（台湾）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从我们过去的几次合作来看，他们也很小心，很怕把不应该遣返的人遣返回去。违反国际公约的不遣返原则的话，情节会很严重。无论是国民党政府时代，还是民进党政府时代，其实都很小心。“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先生对是否有很多逃到台湾需求政治庇护的大陆人士被遣返表示怀疑。
施逸翔：“是不是都被遣送回去……我对此是很有保留的。从可知的新闻报道来看，目前这样的疑似个案，我知道只有两个，并不是全部（遣返）。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胡海波案。但胡海波是不是维权人士，我并不清楚。另外一个个案人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说是不是所有中国需求庇护的人士都被遣返，我不能确定。“
法广：是否了解那些被遣返回去的人后来的情况呢？
施逸翔：“他们是否（回去后）有受到迫害的情况，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中国媒体受到的打压，或者相关讯息的封锁，都使得外界无法了解实际个案的情况“。
“每一个个案都是一次政治性的决定”
关注全球华人社会民主运动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先生对近期的集体遣返事件有密切关注。
曾建元：“几年前其实也有过类似的集体遣返作业，将包括政治犯人士送回中国。我们知道，其中也有人后来顺利离开中国，到其它国家去。这种遣返作业，据我了解，台湾政府一定会查证被遣返个案是否符合政治犯条件，或者是否有被中共司法迫害之虞。我想，台湾政府也非常在意，如果有这种情况，必定会遭到台湾民意的抨击。我相信这些遣返作业，特别是牵扯到政治犯的敏感个案，政府会通过不同管道，去了解相关人士在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据我所知，以前的几个个案，事后知道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后，基本平安。我想，也是之前的这些经验给台湾政府的遣返作业带来一点信心。”
曾建元先生介绍说，由于台湾没有政治庇护或难民法，所以，向台湾寻求政治庇护，都是以个案处理。台湾虽然不是难民公约会员国，但台湾的做法基本上也是遵守国际法的规范，对政治犯采取不遣返的原则来处理。但这只是一个原则。在具体原作中，“台湾对申请政治庇护者首先有一个”收容安置“。只要有台湾籍人士或社会团体愿意提供担保，相关人士可以以”替代收容“方式，获得自由，但要定期报到。政府也会就相关个案，召集人权团体，征询意见。
在这些过程中，曾建元先生注意到，在各种需要考量的议题外，来自大陆的人士对台湾社会、对台湾政治及司法机制都缺乏足够了解，这往往是寻求政治庇护努力失败的一个原因。
曾建元：“台湾社会对政治犯愿意给予收容是因为对当事人的他（她）的行为操守有一定的尊敬。所以，如果相关政治犯在台湾期间有违法或者道德方面的缺失，台湾社会支持政府以个案收容政治犯的民意基础就不复存在。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一次政治性的决定。因为台湾没有相关法律，（政府）必须得到民意的高度支持。台湾政府是民选的政府， 台湾的法律是民主的国会制定，所以台湾人要进行对司法单位或国家权力的反抗，一定要得到高度的民意支持，而且在论据上，要有充足的理由。”
曾建元： “台湾社会普遍对大陆政治难民的看法……当然觉得他们非常勇敢，敢对国家权力进行挑战。但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同的体制，所以，对台湾政府高度质疑或者抵抗，可能就错误地复制了他们在中国的经验。而这反而导致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大陆人民的法治意识产生高度怀疑。”
集体遣送案后，有台湾立委再次呼吁尽快通过“难民法“。台湾”难民法“草案早在2005年就已经提出，但此后并无新的进展。难点之一，显然是两岸特殊关系背景下，台湾”难民法“适用对象的确定。
两岸关系束缚下的“难民法”
施逸翔：“台湾其实目前还没有“难民法”这样一个法律框架，相关的庇护机制可以说也没有。因为中国、香港、澳门三地的人士，在台湾特殊的国际以及两岸形势下，他们并不完全是外国人。即便台湾有“难民法”，也不见得可以处理到对中国、香港、澳门三地人士的庇护。因为从中华民国宪法来看，宪法管辖范围依然涵盖中国以及港澳，所以，中国、香港、澳门人士到底是不是外国人，是可以讨论的……”
法广：就是说，“难民法”针对的是有外国国籍的人……
施逸翔：“对。但实际上，台湾现在也没有难民法。（通过”难民法“的）难点可能是要看不同政党是否把这项方案视为重要法案，以及他们推动这样的法案的时候，会顾虑哪些困难。比如目前的民进党政府就比较不打算处理”难民法“立法问题……”
法广：民进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呢？
施逸翔：“这可能应该去问民进党。他们很有可能考虑到……比如说，会不会有些不是难民，或者有不是需求庇护的人，会假借这样的法律进到台湾……”
法广：就是说有一种国安考量
施逸翔：对，可能是一种国安考量。
法广：国民党立场如何呢？
施逸翔：国民党对于人权法案，要么可以说是无知，或者没有想要处理，所以对这个法案也非常消极。
曾建元，“台湾对如何确定难民法的框架确实多有疑虑，但这并不是目前重点，因为入境寻求庇护的多数都是来自大陆的难民。《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已经有特别的保护条款。现在这个条款依然存在，只是条件非常严格。至于条件为什么不放宽，为什么不能提到其它国家难民法规范的程度？问题其实还是因为台湾人民对于收留一般的中国大陆难民很有保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17条规定，要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要有一定贡献，有一定声望，台湾民意才会接纳。”
曾建元先生也指出，在缺乏比较明确的法律框架情况下，加强台湾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培训十分重要：
曾建元：“我觉得台湾政府和公务员也需要加强对政治犯或非法入境者的有关法律规范的认识和训练。因为在第一线的公务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情绪，甚至是有些价值判断，所以对一些政治难民，其实会造成某种心理上的伤害。我知道的确有这样的状况，这是因为训练不足和相关法律规范欠缺有关。所以，我希望台湾未来有关的法律规范应该进一步建构完整，官员的训练必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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