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起的201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一直是中国治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八九六四的土地。每年6月4日，无数港人风雨无阻，少则上万，多则十余万人聚集维多利亚公园，悼念1989年6月在血泊中结束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死难者。那星星点点的烛光汇成的海洋成为香港一国两制的标志性符号。2020年，香港警方首次以新冠疫情为名，没有批准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但还是有上万人在6月4日那一天自发走进维园。但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气氛 日益肃杀，维园烛光晚会的发起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重压治下，支联会仍然提出六四32周年烛光纪念晚会的申请。今年的口号将是“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是什么支撑着港人32年不变的六四纪念？对于港人来说，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运动与镇压意味着什么？它与港人自身的争民主运动有怎样的互动？曾得以长期近距离接触和观察支联会及香港民主运动的香港自由撰稿人、原《开放》杂志的资深编辑蔡咏梅女士向我们介绍她的观察。
法广：30多年来，1990年到2019年，香港年年都有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人数会有变化，但年年都有很多港人参加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就您的观察，六四维园烛光对于香港社会本身来说，意义是什么呢？如何解释香港人可以坚持32年，纪念六四？
蔡咏梅：“80年代中期，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就已成定局。面对‘97大限“，无数港人心有忐忑，不少人选择了移民。香港实际上是大陆多次动乱（最早是国共内战，后来有大饥荒、文革等，然后是八九六四）逃难过来的。所以，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下，港人对大陆的那种制度是不接受的。所以，六四一开始，香港人非常激动，香港的声援行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我觉得是已经达到极限了。当时，北京学生运动起来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香港百万人上街！那时候，香港自身的民主运动的时候，要求香港实行民主选举等，才几千人游行。我自己都参加过。但是八九六四，百万人上街支持！ 当时港人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在香港这些精英，包括香港的一些前特首、左派等全部都站在学生一边，都发声谴责六四镇压。支联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成立的。支联会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会，就是很多很多的群众团体一起参与。当年参与这些群众组织的人，也有很多左派人士。只不过后来共产党重新站稳、尘埃落定以后，他们就退出了。”
“这就是支联会成立的背景。香港人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发展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当年的集体记忆，很多去维园纪念六四的人，都是八九年就出来声援学生的广大香港民众。 同时，支联会口号所说的：“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这也符合香港人的利益，与香港未来前途的利益相一致，也就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为什么纪念六四？因为当年学生运动也符合普世价值的观念，学生的游行完全是和平的，但是遭到血腥镇压。我们都是华人，血脉相同，何况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即使不考虑这是否与香港有关，单是从普世价值、人道主义、人权的理念出发，我们都觉得不能视而不见。”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纪念有一种传承的意义。任何一个事件发生后，随着时间，记忆就会淡化、稀释。我们用这种纪念的方式：想想看：事件过了30年，不仅没有被淡忘，而且每年六四的时候，北京紧张，香港也紧张。很多去维园的年轻人是六四之后长大的，或是六四以后才出生的。与极权主义斗争的关键之一就是历史记忆，就是不能忘记。在中国大陆，反右被忘记了，文革也被忘记了……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要与遗忘作斗争。”
与极权主义斗争的关键之一是历史记忆
法广：支联会的一个口号，也是它的目的，就是薪火相传。香港的年轻人，大多数年轻人其实接受了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分享了港人的集体记忆。但是在雨伞运动之后，一些年轻人对纪念六四好像有了一种新的看法。2017年开始，一些大学生学生会开始不再参加维园烛光纪念晚会。您怎么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变化？是薪火相传努力出了问题？还是香港社会本身对如何走向民主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蔡咏梅：“我觉得不是薪火相传的问题。是关于香港未来的民主化道路该怎样走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但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只是部分年轻人（有不同意见）。因为，以数字来讲，2019年反送中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这一年的六四纪念，香港有18万人参加了维园的烛光纪念！是30年来人数最高的一次。这正说明 很多人还是认同支联会的主张，包括年轻人。因为如果没有年轻人参与的话，人数不会这么多。”
“但是也有部分年轻人，从雨伞运动开始（雨伞运动以前，一些议论已经开始出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有趣的是，北京那边有人说：都是因为港英殖民主义教育，所以这些年轻人不爱国……我说，错了。这些年轻人恰恰是1997年以后受教育、甚至出生、长大的。跟港英殖民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在1997年以前，港英时代的民主派几乎都是同意“民主回归”的。”
“当时香港只有两间大学的学生会，如果要提香港分离出去，就会遭到批评。当时，有一批精英去北京，好像见了邓小平，提出一个方案：是否可以只是主权回归中国，治权仍然留英国。他们只是提了这样一个方案，但回港后，两间大学的学生会立即发声，谴责他们……”
“什么离心主义、本土派等的出现，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为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对中国完全失去希望了。因为1997年后我们在历次民主运动后认识到，最大的障碍在北京。香港民主运动第一次高潮是2003年的50万人游行（法广注：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游行，反对政府就基本法23条国安法立法），政府的立法提案因此被搁置。当时香港人很激动，觉得很有希望。但是后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对香港的控制等等，让很多很多人感觉很绝望。年轻人不像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我们能会体谅到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同胞，他们也有实现民主化的要求。这一点，年轻人体会不到。当然，当时在香港接触到的大陆人，大都是比较富裕的人，他们来香港后，给人的感受就是好像自由、民主可以不要，他们对港人也有一种威权式的歧视。”
“而且，这些年轻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很深的所谓中华文化情结，他们比较全球化，是英文教育，接受的文化都是韩流文化、西方文化等等，非常开放，没有什么爱长江、黄河、几千年文明之类的想法。再加上（北京）这样打压，他们就产生一种强烈的疏离倾向。所以就会有关于支联会路线的争执。第一次争执就在几年前。他们不同意支联会使用“爱国”这样的字眼（支联会全称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口号，也会有“爱国”字眼。但年轻人说：我不爱国！有趣的是，中国内地也有些人不能接受支联会的“爱国”字眼，因为爱国和爱政权区分不开了……2017年纪念六四时，一些大学生就说：这些与我无关。去年维园六四晚会的时候，虽然疫情之下，不准集会，但还是有一万人去维园。本土派的人士，和泛民人士都聚集在那里，但各自纪念。一边在喊：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另一边则喊：香港要走自己的路、香港独立等……”
“我个人认为，我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是地球人，不应当把外国人看作是“非我族类”。他人的痛苦，也就是你的痛苦。他们的苦难，也是你的苦难。所以，应当用普世的眼光，看全球所有人，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大家都要互相关怀。香港人被打压的时候， 也会打“国际路线”，也希望国际社会来声援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声援大陆的同胞呢？！我个人认为，这种思想非常狭隘，我不能接受。我不同意的第二个理由是：他们以为香港的民主化可以和大陆完全切割。我觉得这种想法不但狭隘，而且很荒诞。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这次反送中示威游行，两百万人游行，还有最近李柱铭他们被指控罪名的8-18游行，有170万人参加！要知道香港人口只有75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除了老弱病少，能出来的人都走出来了。上街的人数，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但是，有没有扭转局势呢？没有！哈佛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非暴力运动的教授（Erica Chenoweth——法广注）提出了一个3.5%定律，认为，只要一个地方有3.5%的国民上街，以非暴力的和平形式，那么政府就会妥协。但是香港，50万、两百万、170万人上街，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全城人口，游行比例已经是20%到30%，政府不但没有让步，而且这么残酷地打压！为什么呢？就因为背后是一个有14亿人国家的政权。所以两者不能切割开。中国大陆没有民主化，香港现在也是被任意宰割。任何勇武抗争，不但没有作用，还加速了玉石俱焚。”
“反过来，支联会首先占领一个道德高地：我们不光关怀我们自己，而是全中国人民。支联会的口号也是对的，目标不是要打倒谁，我自己对共产党政权也很反感，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中国，要让中国土地上所有人都能享受普世价值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享受自由、人权，享有公民的权利。这是一个道德高地，而且，现实中，也只能这么做。1997年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支联会会被取缔，但没有被取缔，我觉得这说明他们的策略是有效的。”
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维持30余年，得益于香港公民社会的支撑和支联会及其骨干领导人的不懈坚持。港版国安法下，作为社会组织平台的支联会虽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并未出现大规模退出潮。截止2021年4月 底，会员团体仍然超过两百。北京有学者发出了支联会口号涉嫌违反国安法，应当取缔的威胁。李卓人、何俊仁等多名支联会领导人先后被当局以各种罪名控罪并判刑。但支联会仍然坚持“结束一党专政”这个三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口号。2021年的六四纪念日，维多利亚公园也许不会有大型的有组织的集会，但警方将如何阻止港人6月4日燃起 “遍地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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