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就成为香港社会支持中国内地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尤其是自1990年起，每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的重要推手。如果说这个在八九民运中成立的组织得以挺过了众人担心的1997年主权移交大限的话，2020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重锤落下，香港延续了30余年的的六四纪念活动以及支联会越发成当局打压的目标。2020年，香港当局首次没有批准维园纪念活动，多名支联会骨干也被当局以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活动罪名送上法庭。30多年来得以维系港人对八九六四的集体记忆的支联会是怎样一个组织？它如何运作？资金从何而来？肃杀的政治环境下，它会有怎样的未来？我们电话采访了香港自由撰稿人蔡咏梅女士。蔡咏梅女士曾《开放》杂志的资深编辑，得以长期近距离接触和观察支联会及其骨干人员。
支联会在1989年中国内地大规模青年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中成立， 30多年来一直坚持“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五大纲领，一方面积极参与援助因八九民运而被北京当局追捕 的民运人士、支持六四难属、支持中国社会因争民主努力而被捕的人士，另一方面年年在香港发起各种六四纪念活动，努力延续对八九六四的集体记忆。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依托
法广：香港维园每年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之所以能坚持30年，能够在香港民众中得到响应，离不开支联会的推动和努力。支联会作为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呢？它的资金从何而来？您此前有篇报道中指出，支联会其实主要是靠义工运作的……
蔡咏梅： 很多人都不知道，都认为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其实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公民社会，只是政府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政府。民间的自治能力很强，自我组织、运作的能力很强，而且可以持之以恒地有效运作几十年。我以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一个数字，就是香港社会的义工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有各种各样的义工，甚至有去中国大陆扶贫的义工，等等。因为香港很多退休的人都会去做义工。很多社会运动团体基本上都是靠社工运作的。支联会每年轰轰烈烈，还有每年组织港人七一大游行的民阵（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这些团体其实只是一个平台。支联会，严格地讲，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一直借用教协的（场地），教协是亲民主派。他们就一直这样维持下来。
支联会的全职干事，也就是受薪员工，也就是两三个，就那么几个人。大型活动全部靠义工，很多义工从1989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30年啊！ 很漫长的一个时间。最近还有一位义工，70多岁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是一直做到过生、过世。他们那种坚持，真是很令我感叹。我原来是从中国大陆过来香港，看到香港人的那种坚持精神，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他们不是一股热情来了，做几天就不干了。不是，他们一年又一年，十年复十年！ 支联会义工冯爱玲，1989年时还是少女，她一直做到现在！几十年的义工，没有改变。对她来说，没有星期天，一年365天，几乎就是全职的。
支联会是一个平台，香港很多社运组织参加进去。很活跃的那些人士，每年会改选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但这个主席平时只是开会、进行决策、组织活动，平时运作都靠干事。
至于支联会的经费，我可以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每次去参加游行，不仅仅是体力上付出，还要捐款。捐款人很多，可以蜻蜓点水，给一些小票子，有些人会给一百、两百、甚至几千块钱，去买他们（支联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游行不只是人去，是身体上付出，而且还要捐款。有些亲共的游行呢，他们去游行是收费的，会有人派车送他们去，游行完后，还会请吃一次大餐……
支联会的经费就全靠香港公民的自愿付出。1989年的时候，支联会确实是获得很大一笔捐款。但那笔捐款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当时的黄雀行动。黄雀行动救了很多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人，都是支联会在做。但支联会没有能力去行动，是付钱给那些组织偷渡的蛇头，有时候需要几十万元的高额费用啊！都是港人的捐款而来。此外是每年的集会，支联会的游行。支联会其实有很多活动。大家看到的是最大型的维园集会，还有六四纪念游行。但还有其他，最近有六四长跑、清明节放风筝、圣诞节寄卡片给中国大陆狱中作家、街站，等等，从头到尾，很多很多活动，他们都会筹款。运动高潮的时候，捐款非常多，一次就可以几十万、上百万！
还有一个捐款活动是每年春节的时候，支联会会在维多利亚广场、维多利亚公园摆年宵摊位，买些东西，筹款。那时候，支联会已故主席司徒华会在那里写挥春，有时候只他一个人写挥春，都可以筹到几十万！很厉害！
支联会就是这样靠香港人捐款维持下来，不只是组织活动，还买了一层楼，办“六四纪念馆”。
法广：这个六四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不很稳定的状态，不断受到打压。现在国安法下，这个纪念馆会是怎样呢？香港保存有很多关于八九六四的资料和物件……
蔡咏梅：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一点，就是他们有两手准备。另外，他们现在在众筹一个“六四网上纪念馆”。至于那些实物……我去过好几次（纪念馆），里面有很多六四的血衣、钢盔、等很多现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否要转移，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个人觉得，中共直接打压它的难度会高过打压本土派。对于香港本土派、独立派，他们肯定直接打压。但对纪念馆，国安法要扣帽子……虽然也会这样（做），但难度还是有点大。
支联会领袖人物的特殊品质：择善固执
法广：支联会停过了九七大限，如今好像又面对新的严峻形势。去年年底，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田飞龙11月时说：支联会的纲领可能触犯“国安法”，应当取缔……现实情况也是，支联会现任主席李卓人今年4月被以未经批准集结罪判刑入狱14个月。李卓人从一开始就参加支联会的活动；还有何俊仁（现任副主席）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刑入狱12个月，但缓刑两年。其他还有多名支联会常委也将受审……您怎么看支联会的未来呢？
蔡咏梅：支联会这些领袖，他们有一种特殊品质：就是一生奉献社会运动。他们不是因为香港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就来参加，他们从一开始就预测会被打压。他们的奉献、牺牲精神比较大，他们早就想到会送他们去坐牢。他们的那种素质比较强，而且，他们的坚持、韧性也是非常强。就说何俊仁。华叔（司徒华——法广注）、何俊仁等这些人我都采访过很多次。不是一般地交谈，而是对整个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查实过。何俊仁在学生时代，就参加社会运动，一直如此，从来没停止过。他的整个生活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就是社会运动，是付出。这一次，他以为会判他坐牢，结果没有这样，他还有些好像不好意思，觉得怎么判别人，没有判他……而不是那种：幸亏没有判我……我当时看到，心中都觉得有些好笑。他就觉得他应该去坐牢，他已经做好准备去坐牢……这些人的表现都是这样。在现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下，还能够出来上街的，就那几个团体，他们都有这种特质。一个是社民联，就是‘长毛’他们那个组织；另外就是职工盟（香港职工会联盟 ），李卓人他们那个组织（李卓人担任秘书——法广注），还有民阵（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还有支联会。这些人从80年代起就开始抗争。他们那种抗争精神，不会因为形势恶劣而不再坚持。支联会的秘书蔡耀昌，我也很熟悉。八九民运时，蔡耀昌就是支持运动的学联成员，也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都是那种，怎么说呢，是“择善固执”，就是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我就会坚定地走到底。他们不会说我们要退出（支联会）。我有时很感叹。有人批评支联会说：你们做了几十年，怎么怎么样……结果是：烈火见真金！他们坚持了几十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坚持下去。蔡耀昌就在说：我们还是要申请六四（游行）。
今年的六四纪念不会只是国安法的问题，还有疫情。香港政府利用疫情，限制聚会。去年的维园纪念，我去了。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在集会，有大喇叭不停地在说：请注意，你们今天的集会已经违反了限聚令……当时香港的限聚令要求集会不得超过四个人。今年我估计可能不会直接用国安法打压，而是用限聚令。但是我想，支联会还是会以某种方式来表达（纪念）。香港人也会用某种形式来表达，比如这一天大家穿黑衣，或者在家里举起蜡烛之类，可能都会有。我不知道那一天支联会是否有人去维园，但是据我对这些人的认识和了解，因为这几十年，我对他们已经很熟悉，经常去报道、采访，不光是对事件，甚至对他们人生走过的道路，我都很熟悉，所以我相信他们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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