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社会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在流行病暴发期间或刚刚结束时，以动荡形式体现的社会创伤可能不会很快出现。但从更长期来看，社会动荡的风险会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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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社会动荡的风险有多高。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谈到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 Philip Barrett, Sophia Chen 和 非洲部经济学家 Nan Li 在《IMF研究视角》发表文章，论述了“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大流行病带来的社会冲击”。今天我们就向听众朋友他们的这篇文章和观点。

他们指出，1832年，霍乱疫情席卷巴黎。短短几个月里，巴黎65万人口中有2万人死于霍乱。 市中心的死亡人数最多，因为许多贫穷的工人在工业革命的号召下来到巴黎，生活在又脏又乱的市中心里。疾病的蔓延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富人指责穷人传播疾病，穷人则认为自己受到毒害。人们很快将仇恨和愤怒指向不得人心的国王。捍卫民众利益的拉马尔克将军在那场流行病中丧生，他的葬礼引发了反政府示威者在被封锁街道上举行大规模游行——这正是维克多 • 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不巧的场景。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与既已存在的社会紧张关系相互作用，是导致1832年巴黎起义的主要原因，这进而可以解释19世纪法国首都随后的政府镇压和民众反抗事件。

从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到1918年的大流感，历史上有很多疾病暴发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例子。这些大流行病影响了政治形势，破坏了社会秩序，其中一些还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流行病可能暴露或加剧社会中既已存在的薄弱问题，例如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机构缺乏信任，或认为政府冷漠、无能或腐败。从历史上看，传染病的暴发还导致了种族或宗教反抗，或者加剧了经济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存在大量例子，但关于大流行病与社会动荡之间联系的量化证据很少，且限于特定的事件。IMF工作人员的近期研究填补了这一缺口，分析了近几十年里这种联系的全球证据。

研究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确定社会动荡事件发生的时间。尽管可以获得社会动荡方面的信息来源，但许多信息来源出现的频率较低或覆盖面不一致。为解决这些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一份近期研究报告使用一个基于媒体对社会动荡报道的指数，编制了“报道的社会动荡指数”（RSUI）。这个指数是关于1985年至今130个国家社会动荡的一致的月度衡量指标。指数的大幅上升与各种案例研究对社会动荡的叙述性描述十分吻合，这表示这个指数反映了真实的事件，而不是媒体情绪或关注点的变化。

使用这一指数，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流行病暴发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国家，也经历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在流行病暴发期间或刚刚结束时，以动荡形式体现的社会创伤可能不会很快出现。但从更长期来看，社会动荡的风险会大幅上升。使用关于动荡类型的信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的研究重点分析疫情之后社会动荡通常以哪种形式出现。这一分析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暴乱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风险增大。此外，该研究发现了政府出现重大危机的风险增加的证据，这种危机可能导致政府垮台，并且通常发生在严重疫情之后的两年内。

根据历史经验，随着疫情消退，社会动荡可能再度出现，其影响会变得更加显著。如果危机暴露或加剧了既已存在的问题，例如，对机构缺乏信任、治理不善、贫困或不平等问题，那么社会动荡风险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