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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荒谬哲学之六 反抗是人的自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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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加缪指出了世界的荒谬,同时也指出了荒谬的意义,那就是他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荒谬,懦弱的人会选择犬儒主义态度,以虚无主义面对人的道德责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与黑暗邪恶势力携手。而一个自由人,会采取挺身反抗的态度,尽管这种反抗很可能是堂吉诃德式的。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加缪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加缪 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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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说起反抗,这似乎是加缪始终在寻求的东西,西西弗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反抗者。

答:你看得很准,今天我们就谈这个问题。1952年,加缪出版了《反抗者》一书 (L'homme révolté) 。révolté一词,也可以译成造反、叛乱,这个词在16世纪的时候,是用来形容大臣对君王表示不同意时用的,所以它的原初含义就是“说不”。因此我们理解加缪的反抗,就要在“人具有说不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这其实反映了加缪特别具有知识人的批判意识。加缪说:“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得到维护”。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人们发现共同战胜纳粹德国的苏联,其专制暴虐的程度和纳粹不分轩轾,甚至犹有过之。而在法国知识界,却有许多人认可苏联的集中营、大清洗,我们在前面曾介绍过这个大的背景,但随着纳粹的垮台,这个问题又突出出来。据波伏娃记载,1946年在一次聚会上,加缪当面批评梅洛·庞蒂拥护莫斯科审判的正义性。反对派可以被定叛国罪,让他觉得毛骨悚然。这时梅洛·庞蒂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萨特也支持他。加缪感觉受了伤害,摔门就走了。萨特冲出去沿着大街追他,但他就是不肯回去,可见加缪对这个问题多么地敏感。加缪和萨特关系的研究者,罗纳德·阿隆森说:“这场争论首先是一场政治辩论,梅洛·庞蒂作为《现代》杂志的政治编辑,萨特的政治导师,把莫斯科审判诠释为一场被包围的革命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加缪则把共产主义与谋杀等量齐观。梅洛·庞蒂表达了对苏联暴力的一种独立而赋予同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加缪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个分歧在《反抗者》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问:是不是纳粹体制和苏俄体制的相同性,让加缪感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有一种荒谬感呢?

答:从加缪的文本中,我们能读出这种关联。比如他说:“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为理由进行的屠杀,使人很难作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他的意思是说,共产制度许诺给人自由,却建造了集中营来禁锢人的自由,结果罪恶却有清白之名,没有了是非的标准,这当然有一种荒谬感。加缪把问题归结为“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杀人,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晓得我们是否以及为什么要制造死亡之前,我们便不能有所行动,这就反映出加缪始终站在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立场考虑问题。他提出的问题相当深入,他认为,荒谬这个概念,描述了一种状况,就是杀人可以是无所谓的,就像《局外人》中的那个莫尔索。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干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人们为焚尸炉拨火,和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在加缪看来,“荒谬骨子里头就是矛盾,因为他想活着却排除一切价值判断,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不但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还是一种选择,生命是一种不断选择的存在。用加缪的话说,就是“人是唯一拒绝像当下此时这样生活的生物”。

问:这就会引出一个结论,能选择的生物才会有道德问题。

答:对。所以加缪就断言:“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他又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结果他给反抗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我反抗,故我存在”。听友们可能还会记起,我在介绍笛卡尔的时候曾讲过“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这是笛卡尔哲学的首要原则和立论基石。现在加缪居然把他的反抗概念也说成这样一个首要原则,其中原因大可考究一番。实际上,加缪是在确立一个以人的自由为中心的道德体系。把这个道德体系深入推广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历史现实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它所处的战后时代,摆在欧洲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就是反省战败的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主义,同时重新认识战胜的苏维埃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写了两章,分别为“国家恐怖主义与非理性的恐怖”和“国家恐怖主义与理性的恐怖”。所谓理性的恐怖,是指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的一个传统,加缪把马克思看作一位宣扬现代无神论和历史主义的预言家。他预言未来的天堂,但指出我们现在是在地狱之中。为了走出地狱,需要认可暴力革命。这就有了一个施行暴政的逻辑起点。加缪指出:“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便应该面临无限期地造成千百倍破坏的全球性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者制造死亡”。马克思所允诺的人类大同的美丽幻想,就是他的理论所由出发的理由。用大陆当下的时髦语汇,叫做“初心”。这个“初心”所内涵的铁的逻辑,就是准备让人经受更多的苦难和死亡。我从前曾引用过徐志摩给胡适信中的话,他说,为了达到那个天堂,我们必须跨过一道血海,但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道永远也跨不过的血海。这个“初心”,提供一种理由,使人民牺牲现在,而为未来经受苦难,这里能清楚地看出,加缪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影响之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斯妥耶夫斯基讨论过“孩子的一滴眼泪”和“人类伟大真理”的关系。依照他的逻辑,为了这个天堂的真理,别说要跨过血海,连孩子的一滴眼泪的代价,他都不要付出。

问:那加缪要反抗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恐怖?

答:对。只是这个历史的逻辑,已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具体化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许诺每天走向天堂,但实际上人们永远生活在地狱中的社会。加缪评价列宁是个“平庸的哲学家,却是个卓越的战略家”。他“只相信革命与成功”。有趣的是,加缪花了相当的功夫,钻研列宁的著作,他在书中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列宁的名著。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列宁断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的日期,可以说,自由在这里已最终死亡。人们首先从群众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转向由职业革命家进行与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思想。对国家无情的批判,随后与必要而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这种专政是由领袖来实现的”。加缪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进行大清洗,就是因为他建立了领袖专政的党国结构,这个结构“在尚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这部由定于一尊的最高领袖推动和操控的党国机器,无情地运转,在这种体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与安全。加缪问到:“谁能保证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这种革命救世论,也就是指导列宁和斯大林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是一种“理性的恐怖”。但是,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纳粹的理论,是不对的。加缪深刻地观察到,法西斯是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列宁斯大林们却让“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纳粹“从不想解放所有的人,而只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而共产主义“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奴役所有的人”。那么纳粹主义为什么是正直的人一定要挺身反抗的呢?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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