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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周年回顾中国政改历程(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

六四三十周年回顾中国政改历程(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
 
全球网传王维林北京六四阻挡坦克图片 网络照片

[提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次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机会。但是随着六四事件的发生,这个机会被彻底葬送。结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权贵集团任意寻租、政治全面回归毛路线的怪胎。这样一个中国,对世界力量的重组,对人类社会的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对八九年中国人民所焕发的政治激情和英雄行为的最好纪念。

问:中国在八十年代曾认真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后来,似乎只有温家宝总理在中共十八大换届前提到过“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走不远”这个话题。而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已成为政治禁忌,现领导人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再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了。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有了可靠的材料。一是赵紫阳先生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是吴伟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吴伟先生是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赵紫阳先生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吴伟先生是具体操作人。这两份材料结合起来,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貌。我就依据这些材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按照吴伟先生的定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邓小平推动,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1979年1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和思想准备。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千名代表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些发言已经指出,现行政治体制是文革和毛的罪行的根本原因。像我们哲学所的严家其先生作了“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已经从制度改革的方面来总结文革的教训。当时,社会上争民主的浪潮汹涌,民主墙上的言论激烈。我们应该知道,在民主墙初起时,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曾经明确地支持民主墙。但是随着民主墙上出现直接批判一党专政,甚至出现针对邓本人的言论时,中共当局就开始采取镇压的态度了。1979年3月30日,邓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给政治上的探索划了一个框子。但是同样是邓小平,又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

问:这个讲话,被十三大定性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那邓的这两个讲话,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

答:对,你这个问题,问到了实质。我们要看邓所讲的这个制度改革是什么意思。六四之后下台被高墙圈禁的赵紫阳,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它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是,还有一点也需要考虑,就是邓确实对共产党制度本身的毛病有过思考,比如他也认识到,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让好人能做好事,坏人无法横行。他引毛说过的话,说像斯大林那样任意破坏法制的事儿,在美英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所以,他对什么是好制度有一种潜意识的认同,只是他完全不能想象,中国也可以往好制度上走。吴伟先生的书中还披露了一个事实,在一次邓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可惜邓的这个谈话,竟然没有收入邓的著作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邓不是在理论上完全没有见识、没有想法,只是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考量。当时的体制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谈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一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所以邓一定要从分权入手,为他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他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撇开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论,这实际上是对毛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管一切的原则的否定,同时,邓诚心诚意地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他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党内也在他的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的两届任期制。可惜他没有在党章中明确这个两届任期的原则。

问:看来邓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任期制,而且他在世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江胡基本上都是照规矩做的。只是到了习手里,这个规矩被打破了。这实际上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唯一重要的成果,已经被断送了。

答:我完全赞成你的判断。不过在法制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被断送了,我们到后面再谈。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巩固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句话,中国没有完成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方案,那就是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先生。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被人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时在1980年10月。这个方案主张,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处理,这实际上是让党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新闻报道彻底独立,开放报禁,党的机构也要实行分权制衡的分权体制。这个设想相当大胆,已经向民主宪政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个方案被彻底埋葬,连知道它存在的人都很少。这时,波兰爆发团结工会运动,党内元老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所以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这时党内的保守势力有了一个着力点,就是自由工会对共产政权的威胁。所以他们立刻聚集起来形成压力,邓在这个时候和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合拍,于是自己也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看到经济改革深入不下去,于是从86年上半年又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里面也有一个外部的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开始,邓更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关注于党政分开、简政放权,而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问:1986年人民日报都能发表鼓励人民讨论政治的文章,而且是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见当时中国在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的觉悟,已经有相当的高度。现在和当时比,是大大地倒退了。

答:是的,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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