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二次大战之后，反纳粹德国的统一战线迅速瓦解，雅尔塔会议对东西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实际上是西方民主国家与集权国家和平共处的幻想。同样面对纳粹，对英美来说，保家卫国是捍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对苏联而言，卫国战争事实上是捍卫另一种价值，战争的结果是维护了集权统治，甚至在可能时要扩展暴政的范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法国知识界当然有极大的影响。
问：雅尔塔体系转为冷战格局，这里有没有必然性？
答：谈雷蒙阿隆的思想，必然会和世界当代史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甚至是理论性极强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法国社会中，政治、外交和思想上的交锋而展开的。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先要在历史中考究一番，然后再谈阿隆的想法。
雅尔塔会议是在1945年2月4日召开，地址选在当时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城理瓦几亚宫，这就显出斯大林心思的狡诈。理瓦几亚宫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宫，沙皇一家早被布尔什维克残杀了，斯大林偏选在这里来和英美首脑会晤，他的理由是他忙，不能出国。可1943年，苏德战争中，苏联胜败未卜的时刻，为了催促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是乖乖出国，到了德黑兰开会吗？现在斯大林稳操胜券了，他就要丘吉尔和罗斯福来沙皇行宫中朝拜他。与共产国家的首脑相比，民主国家的首脑要更实在一点儿。其实罗斯福已经病得相当厉害了，还是不远万里，跨洋跨海来到雅尔塔。他当时主要是想说服斯大林让苏联参加联合国筹建，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战后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同时又要说服斯大林废止对日和约，出兵与日本作战。当时的罗斯福抱着和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共同保证战后和平的幻想。丘吉尔倒是心里很明白，他在与德国纳粹战斗得最激烈时候，曾说过一句话，希特勒如果入侵地狱，我宁愿与魔鬼合作来打败他。所以他对共产制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与斯大林的合作，是抱着与魔鬼合作的想法。但是丘吉尔在会上还是提出，在解放东欧国家之后，应该允许人民自由选举自己的政府。雅尔塔会议虽然规定被解放各国人民有自由选举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坚持东欧必须由他来控制，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红色帝国。但是英美无意与苏联开战，所以实际上是民主国家放弃了捍卫东欧国家人民自由权利的努力。
问：但是一年之后，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所发表的演说，表明他很清楚这一点!
答：是的。我们真该钦佩和感激这位英国佬。他在70多年前讲的话，到今天还是那么具有现实性。比如，他明确提出两个掠夺者的概念，也就是两个掠夺走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势力，战争和暴政。46年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他面对的是战争造成的后果，毁坏的城市，食品短缺，疾病流行，人民流离失所。这是大家都眼见的事实。但是暴政在哪里呢？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是已经被打败了吗？丘吉尔在这里讲了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接着，我要谈一下第二个掠夺者，威胁着千百万普通百姓的第二掠夺者就是暴政。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公民在两国境内到处都能享受的自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并不存在。其中一些国家还十分强大，在这些国家内部，各种大包大揽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以至压倒和违背了一切民主原则，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通过享有特权的单一党派，和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大权。在这多难的岁月，我们的责任不是以武力干预那些我们不曾在战争中征服的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随后丘吉尔准确地描述了铁幕的范围。他说：“从波罗地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都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问：丘吉尔已经预见到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必然对抗的前景!
答：是的，冷战这个字眼虽然还没有用，但确实二战大胜之后，许多人心头反蒙上了阴影，因为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制度还远没有形成势力，苏俄能否生存下来也还是未定之天。可二战结束后，民主制度已经不得不向共产制度让出半壁江山，它能否坚持生存下去，全靠自由世界的决心，和对共产制度的明确认知。丘吉尔在讲话中，专门拿一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与他现实的感觉作对比。他说：“将当时的情况与眼下相比，实在让我心如刀绞。当时的人们怀着高涨的希望与无限的信心，相信战争永不会再来，相信国联无所不能。在眼下这个动荡的世界，我完全没有看到或感受到相同的信心和希望”。有趣的是，我在雷蒙阿隆的书中，竟然发现他有与丘吉尔完全一样的感受。他说：“1918年我13岁，住在凡尔赛。一位亲戚带我到巴黎，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必须亲眼看到，大家在街上拥抱，所有的人，市民，工人职员，青年，老人，这是民众的狂热、喜悦，没有仇恨，只有一种欢乐和放松。于此相反，1945年5月，巴黎悲哀之极。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想起有一天我同于勒·卢瓦交谈，他同我一样，也为这种悲哀、失望震撼了“。雷蒙阿隆没有说，他为什么悲观，但从他写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和丘吉尔有一样的担心。他说：“我论专制时代的文章里，很多对于集权制的分析，与我在1945年之后所作的分析很相似。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剧，借此叫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大权独揽的主子。其次是个人自由，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国公民，都没有办法对滥用权力提出申诉，公职人员、共产党员、地方上的纳粹头头、法西斯党的支部书记，都是上级手下的奴仆，可是对老百姓却如狼似虎。再就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销声匿迹。在英国的民主生活中，有一句很棒的话，反对派为公众服务，而在集权国家，反对派却有大逆不道之罪”。
问：雷蒙阿隆很明确，把苏联的制度和纳粹制度看成一回事儿!
答：是这样。但是细节上还是有区别。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检讨了自己对苏俄的分析，认为对苏联当时的分析还不够透彻。这也难怪，当时苏联和英法美毕竟是同盟，共同反击纳粹。好，下一次我们再来看看他如何检讨他对苏联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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