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第三节 学习与思考的年代

［提要］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雷蒙阿隆有一个漫长的学习与思考期，他曾去德国生活工作过几年，德国哲学给他相当深的影响。三十年代又正是德国纳粹主义崛起的时代，法国也社会动荡不断，左右两派激烈斗争，左翼联盟“人民阵线”曾一度掌权，推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雷蒙阿隆就在这个背景中开始了他的学习与思考。

雷蒙.阿隆 网络照片

问：下面请给听友们介绍一下雷蒙阿隆这个人的情况。

答：好的。前两次我们着重介绍了雷蒙阿隆时代法国知识界的左倾背景，但是不要忘记，随着德国纳粹上台，随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在法国知识界也出现了极右翼的团体，以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派”就是同情纳粹、反犹，鼓吹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代表。可见在雷蒙阿隆的学习时代，法国思想界正处在一个大分化、大动荡的时期，各种思想倾向交织，左翼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为苏联辩护，右翼则认同纳粹法西斯思想。这种思想界的混乱对锤炼雷蒙阿隆的思想力度很有好处。我们还是先从雷蒙阿隆的生平谈起。他于1905年3月14日出生在巴黎圣母田园街，他的父亲是巴黎法学院的助教，并在高等商业学校和高等技术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买卖。这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家庭，曾经家境宽裕，但终于在1929年经济危机期间破产。雷蒙阿隆一直认为他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只是“他大材小用，抱负付诸东流”。在雷蒙阿隆的父亲境况好时，他们全家搬到了凡尔赛，自己修建了一所带网球场的大房子。所以雷蒙阿隆上的是凡尔赛著名的奥什中学。1922年，雷蒙阿隆进入巴黎孔多塞学校读预科，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时，他对哲学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兴趣，开始大量阅读康德的著作。而且那时他对左派抱好感，因为读康德的哲学使他相信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是世界主义者。所以他谴责凡尔赛条约，反对法国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1924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同年考入的有萨特和尼赞，这一届的学生都是一时之选。所以雷蒙阿隆会说：“在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竟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人物”。

问：他们这一届毕业时，萨特和雷蒙阿隆一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阿隆以第一名通过，萨特却落选了!

答：是的，不过第二年萨特也考了第一，而且分数还高出阿隆十几分儿。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挺复杂，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先说雷蒙阿隆苦读哲学，首先是苦读康德，但是还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成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阿兰。这个人在中国算不上有名，可传记大家莫洛亚说他是当代蒙田，这个评价可真够高的。确实，阿兰也像蒙田一样写随笔，也有蒙田那种平静、恬淡的文风。当时阿兰在亨利四世中学当哲学教员，阿隆常在课后在学校门口等他，然后一起讨论问题。在雷蒙阿隆看来，阿兰是一位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说：“阿兰同他的学生自成一伙，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党，而是永恒的左派，永世不会掌权，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抵制权力，认为权力的精髓就是倾向于跋扈专横，结果腐蚀掌权者自己”。可以说阿兰对阿隆最大的影响就是和平主义影响，以至于他在自己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剑的剑身上刻下希罗多德的名言 “明智之士绝不会拒绝和平而宁愿战争，因为和平环境下本应由儿子安葬父亲，而在战火之中却由父亲埋葬儿子”。不过在我看来，雷蒙阿隆受阿兰影响的地方 不在思想，而在阿兰的人格。他认为阿兰有着深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高尚的情操，他回忆说：“每当我重温阿兰于1917年自愿参军以前，对敌人发出的呼吁的最后几段，我仍会情不自禁向他的浩然之气拜倒”。在这里我要提到雷蒙阿隆曾经投身工人运动，就是受同情心的推动。伟大的心灵，永远是充满同情的。1926年，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这个工人国际和列宁主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工人国际后来发展成社会党国际，所以我们知道，阿隆在年轻时所持的左派立场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因此他才在后来，区分了列宁斯大林式的专制社会主义与法国人民阵线布鲁姆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不同。这时一个历史机遇来了。1930年他谋到了德国科隆大学的法语助教职位。在德国他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为他后来努力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亲身见证魏玛共和国这个民主政体怎样被希特勒所摧毁。1933年，他在柏林大学广场，亲眼见证纳粹党徒焚书的一幕，这使他痛恨集权主义。他说：“我之所以痛恨集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

问：想当哲学教授的阿隆，到了德国这个哲学之国，会大有收获吧？

答：当然。他却不是仅仅关心哲学，还发现了另一种社会学。哲学不用说，他从康德出发，到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同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都让他眼界大开。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说。其实法国本来有很强大的社会学传统，同为高师的毕业生，也是阿隆学长的杜尔凯姆，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已经相当成熟，自成体系。但阿隆认为：“杜尔凯姆搞的社会学，既打动不了我这个玄学家，也打动不了我这个普鲁斯特的读者。杜尔凯姆的警句，上帝或社会叫我反感或生气。联系统计数字来解释自杀，实在叫我无法满意”。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却“能够激起我的强烈感情”。为什么呢？因为“阅读马克斯·韦伯的书，我仿佛听见人声噪杂，我们的文明嘎吱嘎吱的崩裂声，犹太先知的嗓音，可怜的回荡着的希特勒的鬼哭狼嚎”。这就是说，阿隆从韦伯的社会学中，感受到的是历史的脉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而杜尔凯姆的实证社会学，则把人当作素材，当作数据来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阿隆是个相当具有人文性的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历史理论，和他对现实事件的分析，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问：阿隆在德国的这段的时间，正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啊？！

答：确实。当时德国的变化，让阿隆对集权制度迷惑、控制、煽动群众的能力印象极深，他学校中的学生，几天之内都穿上了冲锋队的制服，带上了袖章，就连一些平时对纳粹很反感的学生也加入了纳粹党。其中一位平时和他不错的学生对他说：“你将永远袖手旁观，当个批判的旁观者，你不会有勇气投身行动，投入历史和群众的汹涌浪潮”。这话说得有点儿对，阿隆就是一个冷静的观察、批判者。他永远不随大流，见风使舵，也正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才能冷静思考，当一名批判者。但这并不是他没有勇气，相反这才是最大的勇气。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面对希特勒，或者面对斯大林，那就非说一个不字不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了写了不体面的东西，干了不光彩的勾当，我是靠了自己的韧性，才没有上这些东西的当。而有些人却着了历史的魔，上了历史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