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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青年院士汲喆谈“后89中国的政教关系”

media 汲喆在演讲 安琪摄

摘要:后1989既是中共体制面 临正当性危机的时代,同时也是这一体制借助新手段向社会与文化领域全面殖民的时代。这既为宗教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也限制了宗教发展的模式和方向。

 

 


法国青年院士汲喆谈“后89中国的政教关系”----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作者:安琪

 

新春之际,巴黎“自由谈”沙龙特邀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副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IUF)青年院士汲喆先生,做题为“后89中国的政教关系”的演讲。

汲喆生于1974 年,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99年就读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社会学系,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主题是现代性与佛 教变迁。汲喆第一次来沙龙演讲是2005年就读博士期间,讲题是“民间之学与在野之礼――当代儒家的教育实践与政治论述”。十年后的今天,作为第二次沙龙 演讲,他已然是一位宗教社会学领域里颇有建树的资深研究者了。

汲喆认为:与东欧、前苏联国家不同,1989年的历史意义尚未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得到充 分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将1989年失败的民主运动看作是一个历史插曲,所以通常将“后毛时代”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但事实 上,1989年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在政治上,“稳定”的要求压倒了“改革”的要求,中共体制的合法性的维持既要高度依赖于经济 增长,也诉诸更为精密的宣传和警察体制。与此同时,市场化从1992年中国开始全面展开,但市场绝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权力高度垄断的。国家有条件地退 出了部分私人领域,但公民的社会权利仍处在被剥夺的状态;这使得社会关系与文化生活出现了空洞化,意义和正义变得稀缺。换言之,后1989既是中共体制面 临正当性危机的时代,同时也是这一体制借助新手段向社会与文化领域全面殖民的时代。这既为宗教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也限制了宗教发展的模式和方向。

在演讲中,汲喆通过一系列具体实例指出,后89时代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世俗化并存。一方面,宗教压制不再诉诸意识形态理由,而取决于宗教的社会动员的规模和可控程度。另一方面,宗教被高度工具化,宗教的文化资本往往被征用于经济和政治目的。

汲喆重申后极权概念,他认为:“文革”后到89前是探索阶段,89后是真正的后极权时代,即邓小平时代(以6.4开枪为界)。89之后江、胡都是邓时代的代理人。习近平上台,意味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后毛时代的开始。

围绕着汲喆的演讲,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话题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中西方研究者对“后极权”的不同思路、宗教的价值定位、中国民间宗教现状,以及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以宗教之名展开的政治革命还是启蒙运动等等。

在法国华人学界素有青年才俊之誉的汲喆著述甚丰,除撰写专著和论文外,他翻译了许多西方经典著作和专论,特别是对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的多本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出版,备受学界瞩目。他多次在不同国家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均获高度评价。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里,汲喆以学者的职责和使命感,直面中国社会的政治、宗教、公民权利等问题。他的定力,源于他的实力和自信。中国古贤强调的格物致知,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次活动是巴黎“自由谈”沙龙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沙龙特此感谢汲喆先生与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原载『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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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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