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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怎样失去的?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读后

知名中国现代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因肺癌12日26日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利用大量原始材料,研究了中共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如何利用这一运动,完全改造了中共党内文化,确立个人权威,并奠定了中国当代官方意识形态和历史解读的历程。此书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该书在香港出版后成为禁书,迄今为止,仍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法广重登一篇关于此书的书评,悼念逝者。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读后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此书是一部研究延安整风的历史专著,同时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很显然,研究延安整风就是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就是对中共政治运动的探源,就是对中共运作机制的深层解析。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进一步说,不了解中共的性质,自然就不能把握中共和中国的发展和演变,也就无从对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保持清醒的头脑。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全书共分十五章,作者为了追寻整风的源头,用了五章来梳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这一追寻十分必要,因为舍此就不可以明晰整风运动何以会发生,毛泽东何以能够利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自己所同志置于死地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同时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国初期的战争状态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奇缺,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的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此书正是在占有和辩识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笔者虽不能说高华穷尽了现有的公开出版的材料,但至少是迄今为止占有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所以该书提要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该书“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高华此书首先是一部坚实的实证史学著作,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辩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着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自己在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基本还其本来面目,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 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梳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较好地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是同王明高谈阔论、不知深浅的政治行为相比,发人深思。王明食洋不化,他对共产主义教条大概是信的,毛泽东是枭雄,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王明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高华此书是一部罕见的历史巨著,笔者无法全面评述,仅就读完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在此谈谈看法。

一、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泊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提出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然而,毛泽东思想并非中国近代几代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集大成者,也非中国儒家传统的近代开新者。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本人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四十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十分充分的展现。该书注意到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的打击和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和,并指出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延安的如王实味指出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有中国专制主义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这种等级制同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量残存的农民意识自然一拍即合,也成为毛泽东在运用权谋排挤“留苏派”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同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知识、知识分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分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的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但那仅仅是为了从王明、张闻天等人那里夺回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即使是如此,他读的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延安整风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泊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P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的这一结论,是在对延安整风历史细节充分研究之后提出的,如对王实味个案的详尽分析。王实味由于在整风初期鸣放期间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批判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制而被残酷斗争终被枪决,他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

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的。他不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批评等级制,而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的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只要这种精神还在闪光,专制就不能得逞,个体就没有泯灭,领袖就不可能至上。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动用整个党的机器的力量对一个年青的“小人物”王实味口诛笔伐,甚至肉体剿灭就是理之当然了。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知识分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延安整风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教化运动在中国的落户,应该具有中国的某些特色,高华在本书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分析。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也许是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整风它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洗礼仪式。这一仪式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正如基督教的最后拯救只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事,“知识原罪”的赎买也不可能在人世完成。人世间充满了各种罪恶的诱惑,不断的思想改造,不停的“灵魂革命”于是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常态。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P424)

没有基督教的教义训导,教徒们并不知道他们生而有罪,“原罪”一旦深入人心,忏悔就必不可少。在这里,基督教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教化不同的是,基督徒将自身的拯救托付给了虚无缥缈的上帝,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对象则是同他们一样的世俗肉身的革命领袖。这一区别预示着共产主义信仰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在这一危机总爆发之前,“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

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那里,忏悔是个体通过神父的中介面对上帝,个体向上帝敞开自己有罪的灵魂,以企求宽恕。这种宗教仪式到了斯大林那里发展到公共忏悔,大清洗时的几大著名公开审判就是这种公共忏悔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没有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但斯大林则出生于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东正教家庭。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

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分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伴随着这一革命“新人”的出现,个人的灵魂受到空前煎熬,“新人”感到人性扭曲。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什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难道他们尝到了被整的甜头?或者他们从此积累了某种革命的资本?对于这一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本人当众承认错误,责骂自己,对党表明心迹也使自己捆绑在这架扭曲灵魂的战车之上,万难脱逃。

四、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延安当时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毛泽东的出现与红太阳的升起是这一社会能够持久并产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将中共锻造成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个人意志,消灭个体尊严的过程。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的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中共制度完善之时,正是毛泽东个人登上权力顶峰,将制度踩在脚下之日。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合理性的制度,应该防止个人独裁。然而,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却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主义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

在共产主义的体系之下,个人独裁压倒制度建置有其必然性,功利主义原则至上是其根本原因之一。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权力本是为人服务的,功利主义则使权力成为目的。权力本是手段,但功利使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手段与目的的互换,使得权力成为革命的起点和终点。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的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这种理性原则,目的原则使得最终失去原则,这种不计价值的目的理性,导致价值理性的颠倒和伦理原则的丧失。以这种理性之名,可以实施强制,可以建造专制。

如果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起始时,其时的先驱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理想热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由理想变成制度的过程就是功利主义原则压倒人道主义原则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美好乌托邦经由功利主义这座桥梁走向了极权专制。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涛、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为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民主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体,它也只有在服务于个体时才是合理的,人,作为个体的人,永远是权力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只有设立权力制衡和政党轮换的民主框架才是可能的。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不能完成这一使命,作为制度的共产主义也无法克服其本身的制度缺陷。完成这一使命必须求助于更高的制度和立法框架。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待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致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自己的权势的加强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的逻辑上的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已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相信读者应该获得如此的结论。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从而更加坚决地、义无反顾地抛弃它。

此文首刊于《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 (有少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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