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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版“胡桃夹子”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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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版“胡桃夹子”里的中国梦
 
“胡桃夹子” 剧照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超越了在艺术经济风险中因缘际会般胜出的乐观,因为在文化产业开拓者必然的脆弱所参与的、所成就的美丽中,他们在文化外交的层面,呈现出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在中国民族形象和民族图腾塑造上的精彩,这种精彩和音乐里柴可夫斯基的春风沉醉一样,让国际间中国文化的信仰者着迷,在着迷中执着,在执着中坚定;为了和平的生活,为了幸福的生活,在文明互鉴中享受信仰。

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正在巴黎富裕的近郊上塞纳河省的新剧场塞纳河音乐剧院里连续举办11场北京版的传统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中文名字叫“过年”。

和通常有造诣的舞蹈里那种由脆弱和力度交织起来的美感一样,他们的演出既让人担心,又让人过瘾。

在一个有3000个座位的新剧场里,在过去没有打过交道的上塞纳河省,在陌生的观众面前,由68位舞者组成的大型团队,加上在法国当地请的交响乐团,连续公演11场同样的剧目,这是一个赌注。舞团专门从北京飞来,万一观众数量不够,那种挫折和损失一定动人心弦, 就好比舞者在做高难度的动作,把观众们的心揪起来那样。

虽然悬念一直让人提心吊胆,但在连续经过6、7场演出之后,特别是在同一天有下午场和夜晚场两场演出,剧院里的人群看起来还是那么饱满的时侯,快要做成功了的线索就在眼前,当把躲迷藏一样的好的预感抓住,搂着,这就象一种瘾, 过瘾!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胡桃夹子”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在忧郁的基座上,开光一般地发展出来的在青春活力里洋溢着的生动和在幻象里展开的情操;那是一种对美好的向往,对强健里透出的温柔的渴望,对爱情的想象,对抒情的坚持不懈。

19世纪末,圣彼得堡的剧场把这种感情放进了圣诞节前夜的万家灯火里,让人们在俄罗斯的风土人情里,在上流社会规规矩矩的作风里,接受柴可夫斯基虚幻出的含蓄却盎然的春意。

但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拆开了圣彼得堡的天主教包装,就像让佛教在敦煌接受汉风的浸润一样,让柴可夫斯基的那种超凡脱俗,那种海市蜃楼,那种对身体和对精神的乌托邦,在华人春节的气氛里起伏,游荡,贯穿,颤抖,跳跃,冲刺。

在感官丰富的高级娱乐里,以冯英为艺术总监和团长的中央芭蕾舞团,让中国文化里的符号象珍珠一样被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的线索串起来。主演舞者马晓东,象卡拉斯用宽厚而大号的嗓门唱花腔女高音那样,用敦实的体型,在汗水的湿润里,跳出弗洛伊德的画面里那种男模一般的王子,在严格规范的芭蕾程式里,马晓东用一种男孩的率真和真诚的爽朗,把柴可夫斯基的那种离骚用完全不同于纤细妩媚的调子,弹跳出来,跨出来,挺出来,扶出来。让情窦初开的少女,在音乐里如痴如醉的飞翔,象挑着扁担一样,把音乐家一箩筐一箩筐的神采飞扬,兴奋给你看,羞涩给你看,扭给你看,滑给你看,一收一放,一松一紧,在韵律里,在节奏里,从低音到高音,从纯粹到复调,从恍惚到庄严。

但音乐的感官,身体的感官,律动,气息,青春,都在为另一个重要议题服务:那就是创作者们着意突出的中国故事。在撩动的抽象里,中央芭蕾舞团让你看到具象,那是中国过年的气氛,是灯笼,是青花瓷,是仙鹤, 是鞭炮, 是红双喜。

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纪录他的身体和动作的芭蕾舞谱在欧洲各宫廷的普及来整合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法国主导的风尚和精神。 21世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多元文化里的文明互鉴; 在互鉴的背景里,他要求文化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央芭蕾舞团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把这些要求清楚地发表在官方的网站上。

显然,在巴黎塞纳河音乐剧院里上演的“胡桃夹子”的中国版“过年”,是对应我们这个时代北京的文化决策创作出来的。

这种对应是在中国国情里完成的,与中国国内的艺术市场同呼吸共命运。但是拿到欧洲来,在比中国观众席多一倍的巴黎剧院里,要创造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的11场的纪录,在商业上好像有一点惊险。

就像芭蕾舞本身一样,即使在复杂的高难度动作的惊险中过关,并不意味者艺术的高超。艺术的精妙,在于出其不意的反规则,让观众舒服到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们的过瘾。那么, 看演出组织得是不是成功,除了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做技术性考察外, 还要看文艺演出的社会影响,要考察在国际范围里,艺术工作对社会关切、社会思潮的贡献是什么。

法国的日本留学生、艺术家大塚竜駆在巴黎Parsons艺术学院的组织下和同学们一起去塞纳河音乐剧院看了中国版“胡桃夹子”。那一天是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开始, 大塚竜駆并没有把眼前的芭蕾舞剧和日本首相访华联系起来。他觉得北京来的演出好看, 就那么简单。这位22岁的大男生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看到的是女舞者的性感。

但是看着,看着,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注意到这个题为过年的“胡桃夹子”的中国版里的欧洲故事的根底与中国风格的结合。

他觉得好奇,觉得有意思,他有兴趣。于是,使劲把眼前看到的视觉形象默记在心里。他回到家,用素描把这些形象,片段的,提纲挈领的,连续地纪录下来,就像当年中国画家叶潜予給舞蹈家太太戴爱莲纪录那样。 竜駆记住了一部分,记不全。

他觉得好玩,对舞剧里面的中国符号很敏感。于是他把想象的和看到的,写实的和写意的, 结合起来, 用水彩、水墨、彩色铅笔等不同的方法,把他理解的、发挥的中国芭蕾的印象画了出来。

后来他知道了安倍晋三访问北京的消息。他要异想天开天就开,决定把作品的复制件分别寄给他的安倍首相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长雒树刚。

他在給雒树刚的信中说,“这台演出里的文化实验让我印象深刻,它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让我感到在情感上有一种联结。从文化外交的角度去看,这种东西结合把各地人民凝聚在了一起。”

“文化本身是审美,是娱乐,是经济,当然还有更多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它有感情的力量,是各地的人民和平共处的驱动力之一。”

“作为青年学生,在这个中日关系改善和将有更多文化合作的有利的大背景下,我看到东西合璧的芭蕾,我也想用我的艺术为国际关系, 尤其是中日关系,出现新动能的转折点做一点贡献。”

“我希望在巴黎,在东京,在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举办以中国芭蕾舞为题材的展览,用日本青年艺术家的视角和才能来反映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的中国文化,不仅为了艺术本身,也为了促进世界不同文化里的人民的爱与和平;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建设未来,就像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样。”

竜駆是住在巴黎的国际观众里的一员,他对中央芭蕾舞团版的胡桃夹子的反馈,就像显微镜下的标本一样,很微观、很具象地让我们看到演出在哪一个层面对演出地的观众产生影响, 它为宏观的判断提供客观根据。

竜駆用艺术家的敏感, 通过绘画对中央芭蕾舞团的胡桃夹子里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再度纪录、再度呈现、再度转换。他的反应让我们看到,感官的共鸣、形式的审美对民族性特征的分享和认同的作用与贡献。这种分享和认同在多元文化的背景里,是包容,更是相互欣赏; 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让这种包容和相互欣赏唤起了国际上更多的文艺家对文明互鉴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在认同和兴趣中,产生对国家间、区域间和平共处的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超越了在艺术经济风险中因缘际会般胜出的乐观,因为在文化产业开拓者必然的脆弱所参与的、所成就的美丽中,他们在文化外交的层面,呈现出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在中国民族形象和民族图腾塑造上的精彩,这种精彩和音乐里柴可夫斯基的春风沉醉一样,让国际间中国文化的信仰者着迷,在着迷中执着,在执着中坚定;为了和平的生活,为了幸福的生活,在文明互鉴中享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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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 指挥刘炬, 舞蹈明星马晓东、邱芸庭, 日本观众艺术家大塚竜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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