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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史专家陈芳明和范铭如谈台湾文学发展历程

作者
台湾文学史专家陈芳明和范铭如谈台湾文学发展历程
 
陈芳明和范铭如教授接受法广访谈

台湾文学史学者陈芳明、范铭如教授上个月应邀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INALCO)与波尔多蒙田大学做演讲,陈芳明教授是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研究专长是:台湾文学、台湾历史。范铭如教授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小说、台湾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空间理论等。两人分别以“我如何写《台湾新文学史》?”及“现代的再接枝,本土的新萌芽”为题,介绍台湾日治时期及1950-70年代台湾文学。

在此法国期间,两位教授也接受法广专访,畅谈台湾特殊的历史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以及1949年后的台湾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发展,以及两岸文学对比等议题。

法广:两位教授的作品题目中都有新这个概念,如果新是相对于旧而言,这里针对的是那个旧?

 陈芳明 :主要是台湾在1895年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台湾用的都是文言文,写的文字都是五言或七言的古典方式,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这就是旧的形式,旧的传统。但是,1895年日本人进来以后,他们当然要使台湾社会现代化,在思想上,就是在台湾提倡现代教育,现代知识的传播以及国际观念。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也要求台湾人开始遵守时间,讲究卫生。从1900年开始,实际上就是一项生活和文化改造的运动。

为什么说台湾从1920年开始现代化?这是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25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流行病都在台湾绝迹了,所以台湾从此不仅进入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而且日本人开始将帝国的资本主义方式引入台湾。所以,日本殖民史不仅改变了台湾的生活方式,也让资本主义进入台湾社会,因此1920年,第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首先就是思想改造,其次就是物质上的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两种改造对台湾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也是我说的新文学史的起点。

法广:请范铭如教授介绍一下本土的新萌芽。

范铭如:我谈论是内容是1950年,国民党开始统治台湾以后。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过程现在被称为 « 去日本化,中国化 »的过程。因为台湾回归中华民国管辖以后,台湾面对的是国民党对日本的统治,包括日本教育等各方面试图给予抹杀,然后连接到中国,这就造成整个台湾文化,文学的断裂,但是实际上这个接枝的过程也是选择性的,因为国民党并没有全盘将大陆的左派这一枝文学嫁接到台湾去,因此,这个断代和接枝的过程导致了一个新文化的发芽,最后造成不同的发展,这就是我研究的接枝和萌芽的过程。

法广:其实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因为日本人给台湾殖民时期带来了新的文化,但同时这也造成断层,随后由国民党来重新进行中华文化的接轨,这个轮回的历史过程给台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日本的文化给台湾新文学史带来哪些影响呢?

陈芳明:最主要的还是受到两种新文学观念的影响,一种来自日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已经发生了五·四运动 。台湾1920年开始发行报纸时就已经大量转载鲁迅,胡适和沈从文的作品。这是我们对新文学的接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跟日本文学的影响。台湾当年的知识分子很多都将日本一些作家的小说介绍到台湾。受到这两股力量的影响后,台湾一些作家就开始思考台湾应该有自己的作家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台湾想有自己的文学就要求作家对语言非常熟悉,但这也是台湾面临的两难和失落,一方面,他们的汉语不够好,而日语又不是他们的母语,这一点就导致台湾的新文学在二十年代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些残缺不全。

为什么说1926年的小说赖和是台湾第一本小说?不仅是因为他将新文学的形式介绍了进来,而且他本人也受到鲁迅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里也开始出现批判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为台湾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小说里不仅仅有一个主角,也有其对立面,比如日本人这样的结构,更重要的是,他把日本作为统治者,台湾作为被统治者在小说中相当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书中可以看到,警察就是代表日本人,农民代表台湾身份。这本书就是为台湾文学形塑了原型,为新小说的写法写做出了示范,从此以后大家就根据这种形式继续发展和丰富起来。

法广: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台湾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陈芳明:满洲事件后,日本人就要建立满洲国,1922年开始侵略中国以后,日本人就开始禁止台湾人用中文书写,要求全部用日文,目的是方便他们进行思想检查。1940年以后有所谓的皇民化思想运动,要求台湾人去支持日本人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当然台湾的作家都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因为他们都受到检查。这段时间是台湾作家日文写得最好的时期,而且他们的美学的观念都是来自日本的,这也导致他们与中国的思想越来越隔阂,非常疏离。1945年国民党来了以后,第二年就禁止台湾作家使用日文,转而使用中文。接下去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所以,可以看出来殖民地时期的作家到了二·二八事件以后就全部断层。首先他们不会写中文,而且他们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恐惧感。所以,台湾的文学要一直到1950年代以后才得以重新出发。

法广;实际上,和台湾一样,中国大陆49年后也产生了一段文学断层,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沈从文这样的作家都被禁。范铭如教授,您曾经对萧红,鲁迅和沈从文进行过研究,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范铭如;实际上,国民党到台湾以后进行的中文教育和五·四运动之后倡导的新文学有很大不同,因为国民党担心台湾在经过五十年的日本人统治后,会变得非常 « 奴化 »,所以他们就十分希望让台湾人民 « 认祖归宗»,因此就很强调古文教育,所以我们的小学和国中的课本上都要求背诵四书五经,也要背很多古典文学,而且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左派文学也予以排斥,更推崇右派作家,同时强调文字美学,因此我们的中文教育十分典雅,是比较古文式的现代中文,所以在台湾继承的实际上是中国的美文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张爱玲的形式美学之后就非常容易接受。

鲁迅也是在台湾被禁的,但是实际上根本禁不了。人性就是这样,越是禁止的东西就会越要去找来看。所以,我们小时候在很多书摊上都能买到鲁迅和老舍这些作家的书,但可能书名是 « 彷徨 » , « 呐喊 »,但没有写上作家的名字。或者写上一个类似的名字,但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法广;从台湾殖民时代到国民党时代,再反观大陆的共产党的影响,政治犹如一股洪流,对文学产生着非常强大的影响。所以,文学究竟是什么,能脱离政治存在吗?

陈芳明:文学应该是生命中真正喷发出来的感情,以及作家对周遭环境的观察。主体和客体的综合就成为文学作品。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特别是经历过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后,每个人都很害怕被戴上红帽子,被当成是共匪,或者左派,所以很多人对比较左翼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很怕接受。因此两岸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鲁迅在毛泽东的规划下被神化,但鲁迅在台湾却被妖魔化。可是如果我们对文学稍有信仰,就会十分喜欢鲁迅的文学,而且会十分崇拜,因为他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将他神格化不对,将其妖魔化更不对。所以在禁书的时代我们会想办法买到翻印过来的鲁迅作品。 所以,当时我们会读老舍,沈从文,萧红等作家的书,现在更是如此,我们十分崇拜何其芳,何其芳在五十年代自我否认之前的文学成就,但是他在台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第一代的诗人都曾受到何其芳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文学史就需要做出这样的解释,就是说,日本人带来了殖民统治,国民党继承了日本人的殖民统治,继续压迫台湾人。因为后殖民就应该有解放的感觉,但是台湾人没有,再次被殖民一次。在这个再殖民的过程中,台湾受到美国的影响,接受了美国的现代主义,三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这时是大学或研究生时代,他们就开始写现代主义的小说了。白先勇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的作品就变成我们对现代主义的某种信仰。因为现代主义一方面是引用暗示,隐喻和象征,并不直接写现实,但作者写他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可以躲过检查,一方面也可以呈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文学形式启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但这样的传承更让我们感到那个时代的政治苦闷和文化的封闭。可是,恰恰也是因为现代主义的进入,以及六十年代张爱玲作品的出现。让我们这一代人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加着迷跟国民党提倡的文学完全不同的作品,已经不再看反共或者怀乡题材的作品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社会上是通过隐形的方式开始传播出来。这也就是说,现代主义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抗国民党的再殖民统治。

感谢陈芳明和范铭如教授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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