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轰动世界的香港雨伞运动落幕近三年之后，2017年8月17日，这场运动的三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重新面对法庭，并被改判入监6至8个月。而在2016年，三人已经在同一案件指控中，以非法集结及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分别被判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三人已经完成相关刑罚。但港府律政司认为这些刑罚过轻，提出了上诉。这项改判决定8月20日在香港引发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少人认为这项判决更是一项政治判决，也有人担心会有更多人因为参加抗争行动而被加判重刑。最早倡议以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行动争取真普选的占中三子也将重新面对法庭。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是否在香港已经行不通？重压之下，香港社会民间抗议活动是否还有反弹空间？争民主力量是否还能凝聚力量？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最早发出公民抗命倡议的戴耀庭先生认为，在香港目前的半威权政府状态下，公民抗命也许需要调整方式，但香港人不会放弃民主理想。
改判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抗争者的动机
法广：您是2014年香港占领运动早期的倡议发起人。今年8月17日，香港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对雨伞运动三名学生领袖的刑罚，三人被改判监禁6至8个月。您对这项重审改判的结果是否感到意外？
戴耀廷：其实，在法庭听取（控辩）双方的论点的时候，以及从一些报道来看，法庭对于年轻的抗争者持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所以，宣布结果的时候，我也不感觉太意外。当然，从整个事件来看，我不认为（香港）法院失去了独立性，我相信香港的法院还是独立地做出了判决。但是，在整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上诉庭把暴力的定义定得比较宽，而对于这些抗争者背后的动机：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争取一个公义的社会，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才做出了这样一个比较重的判决。我对此是有些失望。当然，法庭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法律观点，但是我个人认为，在香港现在的情况下，这种法律观点不能够给我们推行一种抗争，以充分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比如，法庭对“构成暴力”的定义定得比较严格，就是说很多行为都可能被包含进去。因为有暴力成分，所以很多其他的考虑点都没有算进去，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判决。从这一点说，在法律上，它（法庭）有它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我甚至认为是错误的。这一切还需要由最高级的法庭来做最后的裁决。他们（三名学生领袖）也会上诉，要看终审庭如何看这个问题。我希望终审庭能够对于公民抗命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
法广：就是说他们还有上诉的空间？
戴耀廷：对，还有上诉的机会。当然，需要申请，（然后）要看终审法院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
香港社会的威权成分越来越重
法广：公民抗命或者说公民不服从虽然是非暴力的形式，但本身有对抗法令的含义。香港上诉庭这次改判（三名学生领袖）刑罚的结果是否也反映出公民抗命行动自身的矛盾？如果参考国际上其他国家同类的行动来看，这样的刑罚是否特例？
戴耀廷：不同国家，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按香港本身的情况来看。因为谈到公民抗命，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本身已经是民主国家、民主社会，而香港现在仍然处于一种半威权的社会，不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去看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半威权社会里，公民权利受到威权政府侵犯的机会，比在一个民主社会，客观上有一个差距……
法广：就是说，您认为香港现在更是一个半威权社会状态？
戴耀廷：当然了，香港政府不是民选产生的，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以前，我们可以说香港是半民主社会。同一个制度可以是半威权，或者半民主，要看哪一方面更多一点。没有全面的民主，那是一个半民主（社会），因为这个制度还有一个方向，在朝向民主发展。但是，现在我们从一种半民主变成了半威权，因为威权的成分，尤其是从今次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我们的威权的成分越来越重了。我们还没有进到全面威权，因为我们还有选举，我们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人权保障，但是再发展下去，那可能就越来越难去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权利了，所以，香港现在实际上是进入了半威权的时代。
法广：现在被改判刑期的不只这三名学生领袖，在此之前，新界东北拨款案13人也被改判入监，您自己也将面对法庭判决……有媒体说可能有一百多人因为参加近年的社会抗争活动而被判刑或将被判刑，还有媒体统计的人数是二百多人，另有人说可能还不止二百多人……您觉得这些数字是否有些夸张？还是说最近这三年参加抗争活动的人都有可能面对更重的刑罚？
戴耀廷：现在被正式起诉的，应该没有一百人吧 ?! 但是，因为拘捕以后，随时都可以起诉，如果它真的要起诉，这个数字说是几百人也是可能的，所以，很难说最后会有多少人会被正式起诉。尤其是我们9个人的案子其实也涉及很多人，这批人将来会不会被起诉，要看政府。政府有起诉权。政府可以行使权力提出起诉，但也可以不起诉，而且也没有时限规定，所以，现在很难知道。我们只能说，如果半威权政府要利用法律程序，去打压不同意见，是可能的。但政府可能也会害怕，如果用得太厉害，又会发生反弹。这个星期（法广注：8月20日）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人参加游行，这是雨伞运动后，参与人最多的一次（集会），可能有十多万人参加。政府可能也会考虑：压得太厉害，会有反弹，因此未必会全面起诉。问题就是，半威权政府，是它决定一切，公民权利很有限。
被判监的年轻人未来影响力会更大
法广：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出现一些由年轻一代组成的新的政治团体，并且有人得以当选立法会成员，但他们很快被剥夺了议员资格，泛民阵营因此也在立法会失去了关键少数的地位。如今又有“双学三子”被改判入监，还有其他人将要面对司法裁决……从这些发展来看，香港民间社会是否还有反弹的力量呢？政府的这些打压会不会阻吓住香港社会民间力量未来的行动呢？
戴耀廷：我想这正是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也就是透过这些起诉，把整个抗争运动打散。但是，这些被判监牢的年轻人非常坚定，表示他们会继续抗争，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在（从监狱）出来以后，能量会更大，影响力会更强，因为有更多人看到他们付出了个人的代价。可能短期来说，他们失去了参选的资格，因为根据香港法律，判刑三个月以上，就不可以参选。所以，就选举而言，他们也许不能透过选举进入议会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但是，我想，应当把抗争放在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这批年轻人，我想，他们能够拿到的政治能量在将来应该会是更大，可以说他们是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重要资产。短期来说，我们要怎么样讲方法，在未来的时间守住我们的议会呢？我想，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出来，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候，守住一些重要的岗位。比如在补选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会商讨。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反对的力量过去是分裂得比较厉害，但是，大家也看到，在这种打压下，如果大家继续分裂，我们的力量就会更薄弱。所以，大家可能在将来，有比较多的机会去谈一起的行动，增加我们抵抗半威权政府的力量……
法广：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从事实上讲，各方不同的抗争力量是否有整合的空间呢？
戴耀廷：我想，不是需要把大家都整合到一个新的政党下，或者一个新的政团里面，不是需要这样。只要大家在一些社会行动、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多一点配合，这已经可以让反对力量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2019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表现得更加好。
公民抗命的重点是抗命的精神
法广：从近期的打压情况来看，公民抗命这种理念，是不是在香港如今已经行不通了呢？
戴耀廷：我想，公民抗命重点是抗命的精神，抗命的精神可以用违法的手段，也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如果违法的代价增加了，大家就可能选择合法的手段，看如何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重点不是公民抗命，而是抗命才是重点，就是我们在这种半威权的社会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只是当一个顺民，还会在各方面能够有空间去抗命。如果到某一个时候，公民抗命适合大规模地推行的时候，那时候也会推出来，但在现在这段短期时间，可能不合法的手段未必是最聪明的做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一种合法的争取的方法、抗争的方法，把抗争的时间拉得更长，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面对的抗争会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抗争）。
采访后记：
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与雨伞运动
戴耀廷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2013年初他率先发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倡议，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合称“占中三子”。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占中”支持者组织多次民间咨询活动以及民间公投，寻求港人在争取“真普选”议题上的共识。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做出决定，港人对“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希望落空。这项决定在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弹。9月22日起，香港学界开始大罢课。9月26日晚间，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近百人得以突破警方防线，冲入公民广场。约70余人在这次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中被警方拘捕。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会团体当晚宣布发起公民抗命行动。9月28日，戴耀廷在在添美道的学联「命运自主」大台上宣布正式启动占領中环。一场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持续79天，才于12月初随警方清场行动而落幕。
两年后压力加重的刑罚
戴耀廷等占中三子及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在2014年12月3日前往警方自首，为占中行动承担惩罚，但未受起诉。但2017年3月，雨伞运动落幕两年多后，三人以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和两名学生领袖在内的其他六名参与者被当局起诉“公众妨扰罪”和“煽动罪”。这9人将在9月19日面对法庭判决。
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2016年因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而被判以社会服务令和缓刑。港府律政司就刑期提出复核后，三人被改判入监，立即执行。2014年9月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时，黄之锋为学民思潮召集人，周永康为香港学联主席，罗冠聪为学联常委。三人被香港媒体称为“双学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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