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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场内博弈与场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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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场内博弈与场外推动
 
2018年2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日内瓦第3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源:路透社/Denis Balibouse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月26日起至3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第37届年会首轮会议。在此之前,由不同国家非政府人权团体组成的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也在2月20日举行了第十届会议。中国海外人权团体、总部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利也前往参加活动,并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讲述了在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失去消息的人权律师王全璋的案例,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反随意拘禁工作组予以关注。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与更受大国博弈掣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实力日渐增强的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推动中国接受人权议题的讨论?杨建利先生向我们介绍了第十届人权与民主峰会的情况以及他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期待。

法广: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每次都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召开前几天举行,这个峰会与联合国理事会年会有怎样的互动关系?是怎样一项活动呢?

杨建利:“我们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国家为代表组成,有47个成员,每年有几次会期,2月26日召开的是2018年的第一个会期。人权与民主日内瓦峰会一般是提前一周,或者是在(理事会)召开的那一周举行。至于它的目的,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两大问题:一是基本上听不到个人的声音,也就是人民的声音,它代表的是各个政府的声音;二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有很多侵犯人权的国家,47个国家中有相当数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人权侵犯国家,这就使得这个理事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捍卫人权努力非常受影响。我们举办(人权与民主)峰会就是要在(理事会)开会之前,把世界范围内的老百姓的声音释放出来。我们邀请哪些人来听呢?请的是各国的外交官,换句话说,就是有可能马上就会去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的外交官。另外还有学者、学生、国际人权组织的成员及媒体。这样就把我们的声音通过这样的平台释放出来,让人们对两个会议  一个是人民峰会的声音,另一个是政府聚会的声音  做一比较。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对正式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的议题能够产生影响。除此以外,有些NGO还可以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甚至可以有比较简短的发言机会,当然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哪些OGO有资格发言、在什么时候发言、有多长时间等都有严格规定。我就有过一次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的机会。这些机会实际上都放大了本来在联合国以政府为成员的结构中听不到的声音,增大了他们能听到我们这些声音的可能性。”

法广:你们对2月26日召开的第3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有什么具体的期待么?

杨建利:“当然有很多议题我们希望他们能关注,但我们不抱很高的希望。仅就中国而言,有很多的良心犯情况非常严重,希望他们能够关注。比如我在(人权与民主)峰会上讲的王全璋,他(截至2018年2月23日)已经失踪了967天,家属和律师始终都没有见到他,政府方面也迟迟没有给出开庭的日子。他的太太和孩子(孩子还很小)一直盼望着能够和他见面。这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案件。此外还有一些年代比较久的案件,比如王炳章,他已经70岁了,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案件。这只是两个案例,除此之外,中国的人权问题很多。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希望人权理事会能够真正地按照当时人权理事会创办时的章程、按照那个标准去做,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要求。”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案件,希望他们关注,当然,我们不抱很高的期望,其中原因,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因为在理事会中有很多的人权侵害者国家,他们肯定会阻止真正的对人权进行保护、对人权施害者进行惩罚的措施。”

法广:也正是就这个议题,中国多年来都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推动中国接受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呢?你们的期待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呢?

杨建利:“目前来讲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即使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民主国家可能还是占着多数席位,但是很多民主国家不仅仅在人权理事会上,也在其它的国际场合、在外交关系中,向中国妥协,所以,不能指望他们会在人权理事会上发挥比在其它地方更大的作用。很多时候都是他们之间互相换票,不敢对中国这样比较大的独裁国家提出他们直接的、对于人权议题的意见和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出的声音是:联合国宪章是这样规定的,人权理事会成立的宪章是这样规定的,然后,还有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些其它的国际人权合约,中国都是签署者,人权理事会中一些其它人权侵害者国家也都是签署者,虽然你不做,但我们要告诉你,你差多少,你比你应该做的差多少。这种声音可能在今天不能马上看到效果,我相信,长期做下去的话,一定会对联合国的改革起到作用。同时,这种声音会反馈到不同的各个国家中去,比如,我们的声音就会很快反馈到中国去,我这次在日内瓦的讲话,在国内传播得非常多,大家都在看我在日内瓦讲了什么……就是说这种声音反过来会对国内的人权人士有一种支持和帮助的作用。把这些结果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使得我们的工作慢慢会起到一些效果。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了。”

法广:我看到有消息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您曾经和瑞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就桂民海事件有过交谈,您是否从中获得更新的消息?

杨建利:“关于桂民海的情况,我和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有些交流,了解到瑞典政府对于桂敏海的状况非常悲哀,甚至对中国政府的做法非常愤怒。但是,他们用了很多办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涉及到其它国家的公民的时候,这些国家该怎么反应?我就此提出了一个建议。比如瑞典,它在民主国家中不属于强大的国家,它对这种强大也没有什么追求,对他们来讲,这没有什么意义。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会陷入到那种国际政治的丛林中去。如果它国力不强,中国政府可能完全不理会。所以我向瑞典大使还有其它所有和我们交流的欧洲国家大使或外交人员建议,建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就这个议题同时向中国施加压力。比如英国,桂敏海虽然不是英国公民,但是英国也应当和它站在一起,法国也必须和它正在一起,大家向中国集体性地、一次性地、同时地提出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应当怎么做……这样可能会有效果。我觉得,不仅仅是桂民海这一个案子的议题,对其它议题也是一样。如果这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有很多,民主国家也很多)不走在一起,不采取集体行动,而是单个儿地单挑中国的话,可能效果很差。他们必须走在一起。我在所有的场合都倡导这样的集体行动。”

法广:但这样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呢?整体来看,欧美国家现在在人权议题上的声音趋向好像是越来越弱……

杨建利:“最近这几年的确是这样,这种趋势对我们很不利。但是,我觉得,像任何一项工作一样,总会有一些起起伏伏。我们这些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他们花时间听到我们的要求,也做了一些记录,在公开场合下,他们也赞同这种提法。当然,公开的赞同和私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外交过程,是不是可能很快实现,我不是很乐观去期待明天就会发生。但是,这种声音他们听到了,认同了。如果他们的政府中一些有权力的领袖人物认为必须做,必须推动,那他至少要有一个方向,我们至少应当把这个方向指出来。如果我们不说,那还有什么其它人说么?大家都可以不在乎。”

杨建利先生最后补充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关心今年年底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全面定期审查,每个国家都可以向中国提出他们的建议或他们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一定要非常注重,因为这是联合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所以,下面的工作,我希望很多人权组织能够集中力量,将中国的人权议题能够写成一个、一个的报告,交给各个国家的使团,给他们提供他们可能需要了解、但不了解的真实资料。”

法广:这已经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第三次全面审查。前两次的审查情况结果如何?

杨建利:“前两次的审查中也是每个国家向中国提出他们认为应该改善的人权领域,中国政府也做了一些回应,有些回应当然是强词夺理,他不会承认有问题。但有一些事情,他们还是慢慢做了一些改善,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

“最重要的是把所有国家召集在一起,暴露在镁光灯下,让大家来看,他们这些政府怎么就人权议题互动。我觉得这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指望在联合国会议现场就解决问题,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所有这些互动以及人权工作者在其中的发言,如果都能够反馈到各自的国家中,我觉得会对那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说要期待在一个会场就能马上解决问题。”

 

2018年1月18日,欧盟议会就中国人权状况通过一项新的决议案,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维权人士吴淦,深入调查对维权律师谢阳的种种指控。决议要求立即释放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色以及人僧侣确吉(Choekyi)。来自多个国家的37名欧洲议会议员近日又联署信函,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无条件释放再次被失踪的香港书商桂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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