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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胡锡进“相对宽松自由”背后仍意在强调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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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7月14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贵”。文中谈到:“什么叫好的时代?好的时代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发展,第三是相对宽松、自由。胡锡进把“相对宽松自由”当作好时代的第三个指标,实在难得和罕见,因而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就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巴黎赛尔其-蓬图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与我们进行分析。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 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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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连胡锡进这样的中共党媒大喉舌都把“相对宽松自由”当作好时代的一个指标,这值得重视吗?

张伦:我不知道胡锡进先生这样讲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们看到这些年胡锡进先生的说法经常有些变来变去的,包括环球时报根据上面的指示说法,你会发现它前后很快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会自相矛盾的。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是官方对内对外宣传的阵地。

胡先生的文章我大体看后觉得并没有特别的新意,主要是以另一种方式说稳定的重要性。他说 “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贵”,这无外乎是讲稳定很重要。在这种思路中提到发展的重要,当年为了这样一种稳定能够持续下去,发展能够保持,要适当地给人们一些自由,表达的自由。这点可能与过去的一些说法有些不同之处,这两年他有时偶尔也会有这种表示,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任何人只要提到“自由”这两个字,都是值得欢迎的。

但其中的一些提法还是让人困惑的,比如他讲的“泛自由主义”这个奇怪的提法,就是说人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各种自由。这和多年来中国官方讲的“生存权”,“发展权”,“人权”等说法的区别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事实上有许多事情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区别的,比如你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这是人家的生存权没有得到保障呢?还是发展权,公民权没有得到保障呢?是很难区分的。

说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那有的年轻人上外国网站听外国歌曲,传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章,你就给人删网,请人喝茶。你说这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呢?还是政治表达的自由?或者一般公民表达的自由?有时是很难区分的。这里还没有提到政治权利,谈不到选择国家领导人。当然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政治领导人。

这些还不涉及当下人们感到最厌烦的一些东西,最厌烦的东西恰恰是有关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是按照官方设定的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否则就被减分不是官方定义的好公民,等等。我就不知道官方怎么自圆其说了。

法广:最近中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局势非常严峻,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自由表达的严厉打压,在这个时候,胡锡进谈相对宽松、自由,是不是仍然在为专制政权开脱呢?

张伦:我想这是一定的了,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严峻,中国官方比任何人,比我们都了解的更加清楚。体制的刚性,不希望看到出问题,那只能用强制控制的方式来消除危机,这些方式看来是越来越严厉了,肯定是与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相关的。

(附胡锡进原文,来源:环球时报微信转自胡锡进微信公众号)

胡锡进:中国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贵

什么叫好的时代?对老百姓来说,我认为好的时代第一要和平。

中国和平很久了,很多人已经觉得它理所当然,忘了它的珍贵。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保持了和平发展实属万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有过强劲崛起经历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应当算是代表。那些国家都经历了什么已为世人皆知。中国绕开了它们的命运,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极低的概率被中国抓住了。

好时代的第二个指标是要发展,发展会带来财富和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氛围,会给社会成员平均更多的成功机会。关于这方面,算得上是当代中国总体上的强项,大家也比较熟悉,老胡就不多说了。

好时代的第三个指标是相对宽松、自由。这方面争议比较多。我是这样看的。

对老百姓来说,自由的基本含义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一个人需要有选择居住地、就业以及自主决定人生重大选择的权利,他(她)不被强制依附于某个力量和体系。人们通过正常工作获得的经济资源越多,他们的自我选择性越强,不具有政治含义的“泛自由主义”越容易在全社会滋长,我认为中国的泛自由主义是这些年才真正逐渐形成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再极度拮据,生活不再仅仅是辛苦地活着,有了更多欣赏和享受生活的成分,出国旅游甚至移民逐渐变得轻松起来,这些提供了大量过去不曾有过的自由空间。

真正的争议其实发生在政治及舆论层面的“自由度”上。这涉及到宪法层面的一些根本认识,也涉及到中国围绕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西体制的差异,西方对中国维持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中国抵御这种压力成为保护国家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反应。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事情始终无法“正常化”或者说“常态化”,中西博弈和斗争注定要给它留下深刻烙印。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得不照顾国家当前的战略任务,与国家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目标相配合。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开展这种配合,如何在开展这种配合的同时尽量满足公众对宽松舆论环境的期望,这是需要反复探索、不断加以平衡的。我个人主张,这种探索可以随着国力的增强更放开些。

我相信,中国的综合发展越成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建设成就越具有说服力,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越强大,中国在同美国及西方的博弈中拥有越多主动权,中国意识形态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将越充分。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不是需要急急忙忙定性的,而是需要平稳加以过渡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实现综合进步,让当代老百姓的生活获得更多的幸福指标,或许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代人的日子可以说是完美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但中国一定要做到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过得更好,这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认真履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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