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的嘉宾是八九流亡报人安琪女士。安琪不仅谈她在八九三十周年之际的感想，也特别强调，目前纪念六四面对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除了反抗专制集权对人的禁锢外，中国所有公民也都应该走出“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做有人格价值和公民意识的公民。
安琪：关于八九“六四”的个人行为，当年的投入，是出于一种大义，无须多讲，对我个人来说，可以翻篇了。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反思并促进中国的政体改革，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世纪，是中国实现百年梦的世纪。但是如影随形的，仍是自上世纪过渡至今的1989年的“六四”屠杀。三十年过去，人类社会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六四”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是中国当政者无法摆脱的恶梦。
回头来看，六四镇压三年后的1992年，中国当政者背负着“屠夫之耻”，破釜沉舟，在邓小平“改革就是硬道理”的号令下，全力发展经济，走了一条政治严控，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路。
这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正在从政治挂帅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自救，自力更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态，经济改革自下而上，在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范围。应该说，是“文革”十年浩劫，让中国人觉悟到，不能走回头路，人整人的政治运动祸国殃民，当时舆论界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有避免恐惧的自由。
而“六四”之于中国，既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也是“尚有百姓，却无公民”的退化。
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强权专制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一些发展变化中，客观上有为“六四”正名的契机，但却被经济崛起掩盖而以更加强硬的专制手段错过了。
例如：“九七”（1997）香港回归，是一个转折点。自那时起，因“六四”屠杀而遭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逐渐取消，一些国际财团，开始投入中国市场。
2000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WTO），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一变化让中国整体进入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开始频频出访， 从江泽民时代的四处碰壁，抗议声不绝，到之后的欢迎以致现在的期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我觉得2008年是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潜质，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在本国主办奥运会，金牌名列世界前茅，不仅实现了百年梦，而且将它达到了极致。这里，不得不承认，北京“奥运”令西方整体“失语”。因为梦想，西方社会对中国举办奥运的抵触，反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蛊惑宣传，中国人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与政府达成一致。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开始强化，不再顾及国际舆论，对内打压，对外强硬，在经济重于政治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些西方国家迫于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迎合中共打经济牌，间接助长了中共的霸气，从而淡化普世价值。
奥运以来的十年间，中国执政者六四之后的 “屠夫之耻”的耻感渐渐消失，政治打压日益严酷，而且毫无顾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建，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历任领导人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屠杀的权力衣钵。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正气抑，邪气升。更严重的是，还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仕者之风。许许多多知耻与不知耻的“英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被颠倒了。
中国人，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六四”这个坎能不能迈过去？
套用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所谓“匹夫”，就是公民，就是知识分子。能否迈出“六四”这个坎，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法广：请具体解释一下......
安琪: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常常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身分，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的权力高层分面谱论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这种现象正如安德烈.洛夫在《知识分子的背叛》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
这正好就是对中国现状的写照。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六四”屠杀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包括今天大家怀念的八十年代也是这样。整个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外，其它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青年报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一份特区报，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
法广：三十年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是关键？
安琪：不仅如此，现在的网络封杀更是登峰造极。
这就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即制度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同时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迷津，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总是良性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对中国人而言，所谓道德良心，是“大我”中的道德良心，而非个体的道德良心。中国的“大我”，就是以“党天下”为核心，没有个人思想和自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专政”，这一漠视个体存在，无视个人权利的“党教育”，在流亡者中也是根深蒂固的，造成了流亡之初的失落和困惑。这样一种典型的专制造就的英雄神话，很快就破灭了。
应该说，流亡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我要强调的是公民意识和责任，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人格价值，缺乏公民的社会。八九民运“跪递请愿书”即是一例，这一点值得反思。
事实证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围里”，辨识一个独裁者易，不为任何权威所惑，理性地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难。
最后我想说，促进政改，人人有责。我们要走出“跪递请愿书”的悲情，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格价值和个体尊严，做公民，不做顺民；坚守理念，不惑东西。
特别感谢安琪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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