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访谈

30年前，苏晓康是中国新闻界颇有名气的才子，年轻、聪明、有激情、有文采、有人脉、有平台。他在中国培养最精英的媒体人才的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任教；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冰心赞扬；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重要经济智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历以宁等主张开放私有化经济的西学力量有重要合作 – 制作质疑中华传统，提倡西学改良的电视片《河殇》。结果，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苏晓康被中国政府通缉。当时的中国执政团队认为苏晓康对1989年学生运动的出现有重要责任。今天研究苏晓康的意义在于：在寻求精准判断1989年学生运动形成中的政治因素、技术因素和作出武装镇压学生决定的根本原因的进程里，了解30年前的中国执政团队通缉的、被定性为对学生运动爆发有重要责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被中国政府问责的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个层面的线索，应证其他当事人的史料，通过补充和比较，让历史得到更全面和更客观地呈现。

苏晓康是才子，但看起来他有比风流更值得注意的品格。他年轻过，在流亡欧美后不久，曾经有过一种陶醉于被人赞美的，风声水起的得意。直到1993年的一天遇到车祸，他用后半辈子的时间照顾他受到重创的妻子，在美国深居简出，长年做一个清贫的书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苏晓康对家庭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端正的人。这对从整体上来观察他是一个重要参照。

研究苏晓康，最重要的是研究他，作为媒体人、文化人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决策选项的舆论造势的角色， 理清他的电视作品在当年中国高级政治生活中是主动出现还是被动出现。

当时，中国政治领导层人事安排和更替，不仅涉及经济决策选项的争议，更与学生抗议运动的出现有关。

所谓经济决策选项，80年代末，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主张尝试与计划经济并行的私有经济，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执行他的经济思想。1989年的学生运动过去很多年后，赵紫阳在软禁生活中把他的思路整理了出来，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

陈云和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元老主张公有制经济， 与邓小平的思路不同。他们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执行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有意见。

作为更年轻的一代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有名分，但是没有掌握与名分相当的所有权力。邓小平名义上半退休，实际上仍然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被驱逐出中国的权力核心都是在学生运动之后。因为1986年的学生运动，邓小平同意把胡耀邦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任上解职；因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邓小平同意把赵紫阳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任上解职。

邓小平把1986年的学生运动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指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私有经济的自由化，而是亲欧美的政治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就是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威胁他作为最高领导人平稳主政的不安定因素。

邓小平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这更明显地揭示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对邓小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平稳主政造成的危机感。

换句话说，为了政治人事布局的稳定，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得到保障，邓小平牺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的两位执行人。不支持邓小平开放私有化经济的中共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等，支持邓小平相继解除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职务。

这就给上个世纪后半段的中国政治史带来了课题，为什么邓小平认为自己提拔的支持和执行他的经济思路的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会相继对威胁中国共产党平稳执政和威胁邓小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平稳主政有责任呢 ？

1986年的学生运动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成因是什么？ 学生运动和开放私有化经济的决策选项有什么关系 ？ 学生运动与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没有关系，与质疑邓小平作为实际中共最高领导人主政有没有关系 ？ 为什么邓小平会认为有关系？

访谈被中国政府指责为对八九学生运动有责任的人，可以允许探究历史的人们从面对中共的另一方当事人那里获得不同角度的史料和解读。

苏晓康作为主要创作人员推出的电视片《河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批判了传统和权威的象征物，歌颂变革。

《河殇》支持了往私有化方向开放的经济变革，这一点是明显的。苏晓康的电视节目，作为文化造势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吸取和宣扬的是邓小平设计、赵紫阳执行的，开放私有化经济的政策选项（如发展体制外经济成分，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的作法）。

北京大学的历以宁教授是赵紫阳的经济智囊， 开放私有化经济（如股份制）的理论支持者。《河殇》创作期间，苏晓康频繁接触过《河殇》的顾问经济学教授历以宁等。

那《河殇》有没有反对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有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1989年的中国执政团队认为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反对中国共产党，电视片《河殇》在学生运动的缘起里起作用。他们通缉苏晓康，苏晓康被迫流亡美国。他们解除了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

在今天和我的这次访谈中，苏晓康说，1989年的中国执政团队认为是赵紫阳拜托苏晓康制作的《河殇》。

苏晓康在访谈中承认，80年代的邓小平强调，他本人地位的稳定，就是中国的稳定。

但苏晓康强调，他当时没有接触过赵紫阳，他也否认赵紫阳通过他来制作《河殇》。虽然赵紫阳确实支持过《河殇》， 把《河殇》的拷贝作为礼物送给了访华的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

苏晓康知道《河殇》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收视率高、知名度高、评论率高，但是他不认为自己的电视作品是促成学生运动的主要因素。

换句话说，苏晓康承认《河殇》对邓小平私有化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支持，但不认为他当时通过“河觞”来引发被中国政府看作是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质疑邓小平作为实际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政的八九年学生运动。他不认同中国政府把“河觞”作者看作是那场运动起源的主要责任者之一。

对于八九学生运动的成因和“六四”天安门酿成流血惨剧的决策，只有尽可能通过对所有当事人的全面研究，在翔实精准的史料的铺垫下，才能得到有根有据的判断。

在八九学生运动30年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当事人和见证人苏晓康的访谈不足以全面地回答有关电视片《河殇》的历史疑问，但作为第一手档案的一部分，无疑对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运动史料整理的丰富和完整有所贡献， 对社会结合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有格局地、客观地、发展地去认识《河殇》的作者之一，带着历史观去考证他的初衷，在问题导向里准备研究素材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