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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系列:王军涛谈胡耀邦去世为何引发89年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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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系列:王军涛谈胡耀邦去世为何引发89年北京之春
 
胡耀邦资料图片 Dr网截图

30年前,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与世长辞,许多北京大学生与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悼念活动立即得到全国大学生的相应,胡耀邦的灵堂被设置在了各地的大学校园内。随后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民主诉求,进而发展为5月13号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和绝食……

直到6月4号,这场民主运动以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被军队清场的惨烈方式结束,中国民主进程也嘎然而止,经济发展和维稳成了主调。直到今天,“六四”依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禁忌的话题,随着“六四”三十周年的到来,控制的力度再次升级,当年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大学校园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禁锢,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律师记者公知精英甚至摇滚歌手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压和控制,可以说,为“迎接”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政府可谓是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但能否真的压制住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六四三十周年该如何纪念?中国民主前景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当年因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目前流亡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

为什么胡耀邦的去世会引发89民运?一向对学潮十分强硬的政府为何能给当年的民主学运一个发展空间?因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目前流亡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分析表示:

王军涛: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先生的个人魅力、品格和政治经历。说实话,改革开放真正的民意基础是在1976年的 “四五运动”中奠定的。那时候,邓小平好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在邓小平主要的“干将”中,胡耀邦是名列在最前的,当然他在1974-75年的治理整顿中负责整顿科学院,他的那个讲话曾经到处流传,所以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就重用了胡耀邦,曾先后担任秘书长,总书记等职务,他也总是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的,但后来胡耀邦下台也跟他对学潮报同情态度有关。

1986年,中国的二十多个城市也发生了学潮,胡耀邦先生坚决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跟学生对话、与各级领导对话的方式,想通过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因此,邓小平就觉得他太软弱,并说他”一手硬,一手软“,因此就在1987年一月份让他下了台。

所以,对学生来说,认为胡耀邦是一个很开明的领导,而且是因为他们而下了台。当胡耀邦去世后,他们也就觉得共产党对她的评价不公,想通过悼念他一个公道。

但是,在共产党内部,历来都对学潮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但也正是因为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长和其他的职位期间,平反了大量文革中的冤假错案 ,这也让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中有一定的威信。因此,对89年新的学潮,包括王震、彭真和薄一波在内的高层领导人都很犹豫,这样就给了一个空间,他们都觉得胡耀邦先生走的时候,大学生可以去悼念一下。而赵紫阳先生当时也说过,学生们愿意去送耀邦先生一程也不是什么坏事,是一个好事情。这样就使得1989年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成了民主运动能够兴起的动因和一个得以发展的小空间。

法广:三十年时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大学思想受到空前的禁锢,完全丧失了当年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反而出现一些大学生举报老师讲课内容不符合习近平思想的恶劣风气。三十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发生了什么?

王军涛:其实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都期盼自由,只是不同的群体期盼自由的方向、角度和方式不一样。当时科技人员,甚至工人都普遍要砸掉铁饭碗,我还记得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先生就曾说过:“要端起泥饭碗,砸掉铁饭碗,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出路。”农民们希望可以自己经营土地;企业家也希望有更大的经营和管理空间。

而大学是中国信息最发达和最开放的地方,学生也是智力最发达,思想也最开放的群体。所以他们对人类文明和主流价值也最敏感,当时接触来自外部的信息,也读了很多书。而且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领导大学的人都是曾在文革中受了迫害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些人也很容易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希望中国有自由的环境,不要再搞破坏,要宽容。其实胡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写的“论言论自由”中就说过,只要给人们言论自由不搞破坏,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发生。而在中国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当时在的北大也曾经搞过几次学潮和高校竞选活动,那时候像韩天石等高校领导坚决反对当时教育部的蒋南翔对我们进行处理,而且还把我和胡平等人都保了下来,让我们按期毕业并拿到了文凭,虽然在后来分配工作时他没有办法干预,还是受了些阻碍,但最后大家都还是得到了一个工作位置。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1989年共产党开抢之后就开始全面采取邓小平的“两手硬”的做法,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八十年代是大学可以上街,但其他阶层不能,上街就抓,镇压非常厉害,还会判重刑;但是九十年代后,中国所有的阶层都能上街,但就是不允许大学生上街,大学生但凡有些苗头都会被大举控制,当时出现的杨子立等案件,刑都被判得很重。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职场竞争的生存压力比八十年代大。八十年代时,大学生少,基本上毕业后都不愁找工作,当时文革后国家很多单位存在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邓小平也要求各行各业的党政干部都必须要有文凭,因此,当时的大学生相对压力就很小。但是现在大学生就知道,一旦他稍有松懈,注意力有所转移,那么他们在职场竞争中就会落伍甚至出局。特别是他一旦沾上共产党禁忌的话题,就意味着彻底被剥夺发展机会,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代价就会很大。

实际上,我觉得共产党从他们夺取政权开始,就深知人性的弱点,总是要制造出一些超出正常人性的能够承受的痛苦和代价,逼迫全社会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办。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有很多东西非常不合理,在别的国家早就会酿成民怨鼎沸或推翻政府的行为,但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很顺从,像奴才一样,有一些“觉醒”的人咒骂老百姓或中国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这和共产党采取的对社会和对人采取的管理措施超出了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范围有关。

法广:那么现在在中国高层是否还有像赵紫阳或胡耀邦这样的改革派空间呢?

王军涛:其实我倒觉得现在的中共不以前的复杂得多,过去的共产党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改革派,一种是保守派,那时候邓小平实际上是“骑墙派”,所以,在80年代,他还是先后宽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到了89年以后才开始痛下杀手,不许共产党的高层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到了现在,共产党中的成分更复杂了。

尤其在80年代,不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多数人的行动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更是出于意识形态,他们真的是理念型的。现在的共产党领导,没有人还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做官,也没有人为了共产党的思想原则做官,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改革派,如果只是利益取向出发,他们有很多人主张不同的制度安排。

现在习近平搞集权,但共产党里多数人是反对集权的,就此而言,他们好像也是“改革派”,但实际上不是,他们反对习近平集权的主要原因是习近平动了他们的“奶酪”,堵住了他们腐败和权钱交易的空间,杜绝了他们用公款吃喝旅游;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理念角度来看,共产党内部现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早已不是理念型的了,胡乔木,邓力群这样理念型的保守派几乎已经绝迹了。所以我觉得“改革派”实际上有很多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才会出现。正如,不久前一个学者说的那样,现在最希望搞宪政的就是共产党的权贵集团,因为搞了宪政之后,他们可以继续腐败发财,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搞民主,人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制约。

因此,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共产党里不是没有改革派,但是没有理念型的改革派,而且他们现在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展开。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用更复杂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改革派是有的,但主要都是被利益所驱动的。我认为基本已经没有倡导出于正义和真理而进行的改革派了。

法广:您认为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意义何在?

王军涛:我觉得一开始对六四的纪念活动是怀念死者,讨伐侩子手,后来就发展到反思,反思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思考下一次如何能做得更好,同时也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和领袖的行为做了一些批评,再后来又发展到对赵紫阳先生,也对共产党中的改革派,就是六四中被镇压的人做了很多讨伐和批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不一样了,因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使中国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展望1989年的民主运动了,就是说下一轮的民主运动大潮即将到来,我们其实应该研究这场运动的到来和过去的区别。

就我的分析,至少有两个不同,首先,现在主张中国政治变革的大多数人不是理念型的,只有少数民运人士、知识分子以及维权人士是理念型的,但多数人,包括大众都是出于利益的导向,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共产党的发展和习近平的集权独裁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其次,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民主大潮,没有人会对共产党报什么期望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对共产党谈不上抱期望,可能希望继续容忍,不想推翻共产党,想继续合作的,想改变现状的,基本上都是觉得推翻共产党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

1989年,在民主风潮的前夕还是要推动共产党的变革,政治选择也是在共产党里选择一些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打得都是胡耀邦的旗帜,支持赵紫阳,所以我觉得至少会有两点不同。

无论如何,我觉得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六四被镇压了,但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转机,这个机遇在最近两年中,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今年至少我希望将自己思考的重心和纪念重心放到如何吸取89年的教训,迎接下一个民主运动的高潮。

我现在的主要活动不是放在纪念过去的事件上,而是举着过去事件的旗帜,对着共产党的暴政进行冲击。所以我想在纽约和华盛顿,在这些共产党的暴政象征机构前做一些行动,也可以说是“行为艺术”,目的就是要去打击它,不要再去像过去那样抱着请愿的态度或仅仅以进行抗议。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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