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继2008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2009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达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  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达赖喇嘛 维基百科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