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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北京利用大数据全面监控社会,也对西方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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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北京利用大数据全面监控社会,也对西方构成威胁
 
大数据时代 网络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最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天津法庭被判刑四年零六个月。作为“709”一案中,首批遭到关押、最后受到审判的维权人士,王全璋获刑再次引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方人士的担忧。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一月底(30日),全球数十个人权组织发表联署公开信,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恶劣,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

法广:1月28日,中国又一名维权律师-王全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半监禁。“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个重罪,北京如何界定此一重罪?目前,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些会员受到羁押,他们会否也将遭遇相同的命运?

廖天琪:的确,“颠覆国家政权罪”是重罪,一般多在五年以上,也可以超过十年,像刘晓波、秦永敏都是十年以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言获罪的人,都被控这样的罪名。当然,近几年来,他们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扰乱公共秩序”或者是“阻碍交通”等等。王全璋的案子国际十分瞩目,他的妻子李文足受到外媒的极大关注,王全璋还没有被判之前几天,李文足在北京与很多西方的外交官和媒体人见面。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在去年12月访华时也接见了李文足。所以王全璋的案子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瞩目。其实,我们原先还很担心他,既然被安上了这个罪名,判刑可能会很重。但是毕竟这是(当局)强行安在他头上的一个罪名,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这次判了四年半。我当然不是说判轻了,他根本连一天都不应被判,但是王全璋已经被关了三年多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现在判了四年半,我相信他还需要再坐一年。

至于独立中文笔会,我们目前有11名会员在狱中。好些人都被冠上类似的罪名。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些都会被判非常重的刑。而有些人不仅年纪很大,而且体弱多病。他们是不是能够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

法广:最近一年多时间来,西方媒体不断披露新疆再教育营的情况,报道了“再教育营” 的规模以及涉及的上百万人数,对此,中国方面予以批驳。针对两种大相径庭的说辞,如何才能了解事实的真相?

廖天琪: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故意混淆视听。新疆再教育营的规模太大,使得全世界的媒体都去关注。因为在我们现在的和平时期,怎么可以把将近100万的人-另外一个族裔、维吾尔族人-关进去呢?维吾尔人大概有1100万左右,100万,就是将近人口的10%。把一个地方10%的人口关到这种“再教育营”,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西方媒体和政治家都是不被允许到实地去探访的,即便是少数几个去了,也只能去看几个模范的营和管理所,无法获得全貌的信息和印象。所以外媒的报道都是说是有100万的人被关起来。但是中方很长时间故意不做反应,让这些比较权威性的西方的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法国的世界报以及德国的这些大报,都是那么说的。最近中国官方突然才放出话来说,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数据都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现在也允许西方人去参观,并且拿出一些比较翔实的数据,以此来“证明”西方的报道是不对的,来“证明”西方的媒体喜欢炒新闻,制造‘假新闻’。本来美国总统爱用这个词fake news假新闻,现在中国反过来,他自己本来是专门喜欢说谎骗人的中国官方,也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就是说:西方的媒体是制造假新闻的。这种做法真的是非常可笑的。若中国政府要透露真相,就应该大大方方让外媒去采访和参观,那么什么谣言也都能制止的,别人就不会去报道这样错误的信息。你自己不让人去看,人家报道,你又不说,然后过了一阵以后,突然站出来说,你们的报道都是错误的。这完全是他们特用的一种手法。

前不久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科芙勒女士到访中国,她要求到新疆去,他们结果让她去了西藏,那儿情况虽恶劣,但是那里没有“再教育营”。总而言之,中共政府就善于利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他们这种方法骗骗小孩子还行,真的不能转移西方对他们的报道和谴责。

法广: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您一直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听说最近您与德国两名外交高官进行了会面,能不能大概地介绍一下您提出的诉求?

廖天琪:好的,近期我到德国的外交部去跟负责中国这一块的外交官、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谈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我非常担心在12月份被当局逮捕的四川秋雨教会的长老王怡。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从媒体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王怡也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也是我们的理事,他以及秋雨教会的、将近100多个教友都被拘捕了。这件事情让人非常地担心。而且现在传出来,王怡又被套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我们刚刚已经谈到,凡是被加上这样的罪名,都会重判的,所以我这次去,虽然跟德国官方有很多(讨论的)议题,但是王怡被捕以及中国的地下教会被打压的事情,是我们会谈的重点。

另外还有一个会友,也是我们现在的理事-何德普先生,他自己曾经做过8年牢,现在放出来已经很多年,他跟他的儿子分别了16年,他的儿子从小,由于父亲在牢里的关系,受到很多的歧视,以及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后来去了美国。现在他们父子分离了16年,而何德普被监控,不能够离开中国,不能去探视他的儿子。他非常的伤心。去年12月底,他准备好了一切,包括机票和去美国的签证,但是最后,国安的人告诉他不能离境。所以他很伤心。这件事情我也跟德国方面提到了。另外我当然也跟他们说,我们笔会还有11名会员在监狱里面。我们非常担心。另外还有我们一些会员经常受到监控。一个月就有一半的时间受到监控,不能随意地出门活动,还有就是我们会员中有一些人像:姚文田先生,他已经70多岁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他是香港的一个出版人,现在被关在广州那边。还有:秦永敏 、李必峰等等这些人的情况都非常地不乐观。常年被关在牢里边,身体都很不好。还有一个人,就是桂民海,瑞典籍的香港出版人。他的情况不明。还有女性作家如:刘艳丽。大概最近要受到审判。这些事情都令我非常地担心。除了跟他们谈这些之外,我与他们还有一些交流,我了解到德国政府非常地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德国政府一直保持低调,因为这样更便于旋斡、出力和营救,他们不像美国那么高调,但是德国政府所作的一切,我们是知道的。刘霞就是一例。刘霞就是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德方的努力,最后终于在去年一月份来到德国。

法广:针对中国的人权等政治议题,美国当局似乎比较愿意倾听专家们的见解。但德国政府在这方面似乎做的比较少。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廖天琪:德国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很低调。而且他们表面上好像不太听取这种中国专家的意见。应该这样说:美国政府历来是比较不拘一格地吸取各种各样的专家人才,在中国问题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常常给政府出谋划策。而德国政府是比较保守的。他们一切都按规矩办事。另外一方面,德国的学术传统是主张纯学术,就是说,一个学者不要受到外界社会和政治的干扰。他们应该好好做学问。所以早期的“汉学”,多半是德国人喜欢在故纸堆中去研究那些诸如明代的官吏制度等等。但是,最近30年来,这种情况还是改变了。有一些汉学出身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成为大报的驻外记者,专门报道中国的新闻,并且写分析性的文章,也著书立论。我很想提到一位目前最红的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他是原来南德意志报驻北京的记者。他写的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都非常引人注意。他最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叫做”独裁体制的新面貌“,副标题是:建立数据化监控的中国对我们是个挑战。这本书分析了中国最新的一些发展,包括大数据的引进。还有中国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全面的监控,对整个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而这种监控事实上对西方也是一种威胁。我们看到,世界各个国家对华为都非常地警惕。我刚才提到驻京记者写的这本书,引起德国政坛很大的关注。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对于他们在对华的一些决策方面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也有一些汉学出身的学者进入智库。他们对于德国的政治家也经常地出谋献策。不过,还是有不少的汉学的学者到现在仍然跟不上时代。他们还搞不清楚中国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身上还带着这种从传统遗留下来的毛病。不过,两种情况都有。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研究传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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