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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三:革命的魔力

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三:革命的魔力
 
雷蒙.阿隆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网络照片

[提要] 在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革命具有先天的优越特权,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和革命连在一起,就有了天然合理性。事实上,革命这个观念内涵非常复杂,甚至有些内容是冲突对立的。它甚至能给社会,给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问:革命这个观念在我们心目中总是有正面的意义,阿隆是怎么分析的,我想听友们会有兴趣。

答:确实,在我们的观念中,革命是天然正面的东西。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依靠的是广大革命群众,进行的是革命战争,连工作干活都是抓革命、促生产。细想想,我们用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冠以革命的修饰语。革命同志、革命干部、革命小将、革命思想、革命文艺……天啊,简直是革不完的命,还要继续革命。用雷蒙阿隆的话,就是革命有一种prestige,就是革命的魔力。我们知道,prestige这个词在中世纪时常用来形容一种超自然的效力effet surnature,但是阿隆却说:“革命与行动的本质,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只是行动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所有的行动都意味着对既定状态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改良并不比一场革命更少行动。1789年的大革命,让黑格尔发现了构成革命神话的一个主题:暴力服务于理性。但是,除非我们认为阶级斗争自身就是一种价值,否则除旧布新,建立一种符合精神准则的社会共同体,并不需要彻底决裂,也不需要打一场内战。革命则既不必然必要,也非天命使然,它只是一种手段”。阿隆的意思是说,苏俄意识形态中那个所谓的“暴力革命是新时代的产婆”,这个信条绝不是天然正确,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革命意味着社会中有一个阶级,它胜利了,并且拥有了压迫社会中其他阶级的特权。阿隆问道:“难道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一定要以某一个阶级的胜利为起点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以这一先决条件为指导的革命,必会带来惨无人道的屠杀,血流成河的毁坏,和人性的彻底丧失。因为正像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革命一词的正当性只在于“以自由为目的”。如果革命能开辟新纪元,也只因它让更多的人获取了更大的自由。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热爱却完全没有这个内涵。他们只热爱苏俄革命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对象,而且他们还同意赋予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种先知和救世主的地位。似乎只有他们才掌握了历史未来的意义,这样的一个判断完全是超验的。

问:阿隆这是不是指当时萨特与加缪的争论?

答:是的。阿隆认为,他们两个人争论的实质是“对苏联与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态度”。阿隆说:“他们两人都承认,在两大阵营中均存在着罪恶。但是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希望,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因为在萨特的心目中,苏联是一场革命的产物,而革命有着天然的正当性。而“加缪要揭露的并非仅仅是苏联现实的某一个方面,在他看来,苏俄的制度是由一种哲学所煽动和辩护的, 完完全全的专制统治。他指责革命者否定所有永恒的价值,否定所有超越阶级斗争,超越时代变化的道德”。其实,加缪批评的是萨特那一派的左翼,仅关注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革命自身的魔力,而忽略了活生生的个人。就此,雷蒙阿隆问道:“一位反对矇昧的德国,反对早期工业发展的暴行的青年哲学家,在100年前宣告的革命寓言,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形势,并进行理智的选择吗?”他说的这位青年哲学家就是马克思。因为阿隆始终认为,与暴力相关的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伴随暴力的革命,也不能由此就认定,暴力革命是一种人类的道德价值。在这里,我想给听友们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在他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专门讨论了“孩子的眼泪”与“最高和谐”的关系。他在面对宗教信条所倡导的宽恕与和谐之类的最高真理时,让哥哥伊凡问弟弟阿廖沙一个问题:“假设你自己要建设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宁。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一个小小的生命,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设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作这座房子的建筑师呢?同时,你能不能那样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筑的那些人,会同意在一个受残害的小孩子的无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吗?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远的幸福吗?这个问题和雷蒙阿隆对左翼知识分子信奉革命魔力的分析是一样的。也就是,那些宏大叙事和激动人心的观念,比如苏俄意识形态中的那一套说辞,实行暴力专政,是为了人类在将来可以进入一个无阶级冲突的最高和谐,这套说辞不过是让罪恶合法化、永恒化的借口。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愤然答道:“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须的痛苦的总数,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不值这样的代价”。

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是站在彻底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上的。

答:是的。我之所以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因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是专制、暴政的拥护者。像路易·阿拉贡这位彻底的法共作家,在他的作品,比如《断肠集》中,也是充满爱的柔情与人性。但是他们却相信,苏俄意识形态中的暴力革命论,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甚至同意所谓:“巨人走路,免不了踏碎路上的花草”。而阿隆却以坚定自由主义,同时也是彻底的人本主义立场,指出:“暴力本身更吸引人和魅惑人,英国工党的政策,北欧的无阶级社会,对法国左翼而言,从来不具有俄国革命的魔力。尽管俄国有内战,集体化和大清洗的恐怖,战争的传奇精神,已经死于弗兰德地区的泥沼中。而俄国内战的传奇精神,还残存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中。人们会想到,革命的神话,会不会最终同法西斯的暴力崇拜混合一体”。我们知道,卢比扬卡就是克格勃所在地,它的地下室就是最恐怖的严刑拷打的审讯室。阿隆在写作《知识分子的的鸦片》一书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作秘密报告,斯大林的残酷罪行还没有被彻底地揭露出来,但阿隆却仿佛有先见之明,他已经指出了革命崇拜的后果。

问:阿隆的分析,确实有预见性。

答:在后来,雷蒙阿隆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专门讲了激发他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动机:“重读冷战时期许多最有责任心的作家们写的文章或著作,不免叫人茫然。为什么这些才智超群的人,尽管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谈到苏联问题,便会讲些失掉理性的话。简单的犹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和常识,为什么会显得这样无力,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那些唬人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些大观念,一旦不加分析地相信它,就像吸了鸦片,会连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常识都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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