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中旬起，三辆红色货车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巡游。红色货柜的侧面分别写着“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和“19年了，为什么？”。这个模仿美国影片《三块广告牌》而来的形式别致的为同性恋者呼吁权利的行动，吸引海内外舆论重新关注中国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生活环境与状况。在此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2018年4月更新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同性恋团体活动被取消或受到阻挠的例子。那么，在中国正式将同性恋非罪化20余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18年之后，中国同性恋人群，或者更笼统地说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环境究竟如何呢？国外观察与国内性少数人群的实地体验是否吻合呢？我们借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的机会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第五届巴黎中国同志周2019年1月26日至2月10日举行。活动发起人之一、旅法华人作家於舟先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吸引在法华人或中国留学生的关注，特别是其中性少数人群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国国内如今在公共场合讨论性少数人群话题的（空间）越来越少，希望能在法国，在巴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里，为同志提供一个交流、探讨、发声的机会。
於舟解释说：“这其实一种矛盾。一方面网络空间越来越大，对于同志来说，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只能自己呆在家里，做一些猜测、幻想……网络提供了很大空间。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可能因为性少数人群牵扯到一些个人平等权利，对于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也越来越多。但私人之间的交流，应该还是通畅的，但那些比较政治方面的诉求、权利方面的诉求，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关于同志话题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少。”
“我接触很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和他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这方面的了解非常少，他们知道更多是那些交友软件等。谈到个人自身如同，或者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权益，他们很可能就不是很了解。”
“也有一些学生可能一开始就对这个社会问题比较关注。在法国，性少数话题可以见诸报端、电台等，所以，他们来法国后，耳濡目染，会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
“当然，我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对于比如同志婚姻、领养孩子等比较开放的话题有不同意见。虽然他们自身是同志，照理来说，他们应该维护自身权利，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们可能会认为同志结婚、或者领养孩子、代孕等是不应该的。当然，我承认，这些话题有很多可以争议的空间。但他们是持反对意见的。”
法广：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在法国生活的性少数中国人是否能相对自由地宣示自己的性取向，还是说文化因素仍然阻碍着他们“出柜”呢？
於舟：“我想，出柜对于华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在这里生活的（华人）。他可能很会顾及到这一面，因为毕竟很多留学生或者华人仍然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还要回去继续学业，或者工作。所以，在出柜问题上还是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时，他在这里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就比较放松，可能面对周围的朋友，或者同龄人，他会少些顾忌。但是，真要让这里的华人出柜，也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顾忌。一个是择业，另外一点是，毕竟世界很小，他们总会担心，消息会传到国内，让父母和亲友知道。”
法广：２０１７年，首例中国同性恋者起诉扭转治疗诉讼以控方的胜利告终，但扭转治疗服务并未因此而在中国消失。自上海开始的三块广告牌卡车宣传活动针对的正是这种现象。中国同志协会组织、北京纪安德中心负责人小刚来巴黎参加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并在2月4日，在巴黎10区市政府，参加“中国同志现状与未来”主题讨论会。他向本台表示：
小刚：“中国虽然在２００１年取消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但还是留了一个根儿。这个根儿就变成现在所有关于扭转治疗服务问题的导火索。虽然在２０１７年我们赢了那场官司，但问题是中国不是案例法国家，所以，我们虽然赢了那场官司，但这并没有终止中国心理诊所的所有扭转治疗。不仅是没有终止，我还听说，有些诊所还提高了价钱，包括在那场官司中的被告诊所！这家诊所虽然从网站上取消了扭转治疗项目，但仍然提供这种服务，而且价钱还更高。这才引起了这次三块广告牌的行为艺术。”
“我觉得网络时代，大家知识更新很快，再加上同志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做得也不错，所以，很多人对于这样的议题并不陌生，也不是那么抵触了。我们碰到的更多的问题是怎么去改变政策，或者即便有政策，怎样去普及这个政策，比如，我们都知道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医院在开展扭转治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法广：２０１８年４月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有一份关于全球各地性少数人群面对的社会歧视问题报告。报告除提到中国仍然有扭转治疗服务之外，还提到一些同志协会发起的活动被取消。但是，来自中国的同志，对于他们面对的现实环境的评价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有时甚至有些自相矛盾。
小刚：“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去年联合国UPR（法广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就同性恋问题给中国提意见的国家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好。就是说，从国家层面，它已经不会说：这些人同我们没关系……国家已经非常清楚同性恋人群和组织的存在。但是（“人权观察”组织）提到的事例，可能与ＮＧＯ在中国注册有关。到目前为止，很多同性恋组织，或者性少数组织在中国仍然很难注册。可能是在这个部分，人权观察认为中国还有待改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起码从我了解的情况也是，性少数组织、同性恋组织注册比较困难。”
法广：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发声的空间是否因此受到限制呢？
小刚：“……怎么说呢？反而我觉得我不敢这样说，原因在于，ＮＧＯ组织注册难，所以组织活动就受到阻挠。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空间也在变大，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空间。而且现在有网络，大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来组织自己的空间，可能不需要什么团体参与组织。单从同志组织来讲，的确受到了一些挑战，也就是要怎样才能通过国家注册，来更好地、合法地开展活动。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有需要推动的部分。但从同志个人生活、生存空间来说，改变是一直向前走的。”
法广：就是说，从您这些年的协会组织的工作经验来看，形势还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小刚：“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是走一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都有可能。但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向前走的。”
上海青年王锦程以画展的形式参加这次巴黎中国同志周活动，他带来了13幅身边的同性恋朋友的肖像画。他认为中国性少数人群的社会环境，其实比媒体或外国人想象得更开放。
王锦程：“其实我很愿意谈这个话题，很想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更了解中国的现状。
我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都生活过，现在主要生活在上海。以前有在北京、深圳、厦门、广州等地。现在国内性少数人群整体的环境，比媒体上报道，或者比外面的人想象得更开放。我身边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对此都很震惊。”
“中国的现状是这样的：在私下，包括我在公司以及还有很多朋友，我们都出柜了，在公司都没有问题。在社会上，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或Kiss(亲吻)，都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说：这样不行……或者嘲笑。不会的。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不要太多地去触碰政治上的东西，政府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该怎样生活的选择，是我们的权利，但不要触碰太多的政治权利。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去法院打官司，说他们要结婚，为什么不可以……已经有这样的个例出现。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压力是来自家庭，主要是来自父母。他们那一辈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比较闭塞。我身边的同志朋友的压力和焦虑都来自家庭。我自己都不敢向家人出柜，我怕父母接受不了。”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只要同性恋群体，或者更笼统地说性少数人群不要求他们的权利，他们怎样生活都是可以的……也就是您所说的“宽松”，是在不要求权利的条件下。
王锦程：“是的，我们自己私下该怎么生活，甚至在社会上参与一些活动，甚至在工作中，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因为是同性恋而受到歧视或被公司开除。”
法广：那这种不能够要求权利的情况下生活是否也会有些压抑呢？或者您觉得您可以不要这些权利？
王锦程：“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生育权利，比如国外（同性恋）可以结婚，、可以领养小孩，这些（权利）我们就没办法拥有。还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比如可以买房等一些普通人可以有的权利，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国内现在有很多人去工作、赚钱，到国外去代孕小孩。一些想要组建家庭的同志，他们会去美国，或欧洲结婚，去代孕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孩。但是，小孩的户口在法律上可能不被承认，只能找关系、假结婚等。国内现状整体是乐观的，也在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国内与西方的性少数人群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西方，也包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会有一些演艺界的明星或政治人物出柜，站出来，来推进这些活动，让社会更多地认识到这个群体。但在国内就缺少这种领袖人物，几乎没有。当然还是有一些社团活动，比如同性恋亲友会或者彩虹跑、骄傲节等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会做得太大，还是很小规模，因为没有领袖出现。我当然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出现。”
王锦程遗憾中国性少数人群缺少领袖式人物，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这样的领袖人物是否能被允许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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