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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中国80年代改革成就的核心因素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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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中国80年代改革成就的核心因素是自由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纪念改开40周年大会。 路透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世人对这些成就的惊羡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安。经济实力的强大并没有带来民主进程的推进,四个自信引导下的中国一方面要以高压维稳,应对国内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国际舞台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与防范,中美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更是进入了一种类冷战的对立状态。40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正走向何方?我们邀请在法国塞尔日-蓬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官方话语今天所说的改革已经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南辕北辙,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的时代。当前的执政方略绝对开创不出新时代。

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

法广:近些年来不少观察人士都做出了中国改革已死的判断。您个人是否也这样认为?所谓改革已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伦: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这种说法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大概进入21世纪之后,就已经有了。上一个十年(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事实上,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最近20年的改革,可以看出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措施出台。其实,中国真正的改革、最有活力的改革,大概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有一些,但进入21世纪基本上就没有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真正的改革措施出台。

今年(2018年)3月份,我为法国《世界报》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正是中国人大修宪(法广注:取消领导人任期制)之后。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最近40年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进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让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这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两个字:自由。是邓(小平)时代允许了中国人享有了毛(泽东)时代没有的、一些局部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在政治上则没有。但即使这样,还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进步都是来自于这种局部享有的自由。但同时,中国的问题,也正是中国民众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享有,是自由的不完整和权利的缺失造成的。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实上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民众的权利、自由,不再能够继续深化、享有。相反,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经济上,所谓国进民退趋向进一步恶化,民营经济受到打压,社会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表达和言论自由空间进一步压缩,在法制建设上,比如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等等,也就是中国公民社会,民众自由受到进一步挤压。所以我才说,今天所说的改革,事实上与过去所说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完全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尽管今天还在以改革的名义讲改革,但是,与80年代我们所看到的改革的本质,已经发生根本的错位,本质上是相冲突的,所以我才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但事实上反改革的时代。虽然最近经济上有些放松,这与中美贸易战压力有关。

这条路可以走到哪一步,我个人抱持极大的怀疑。曾经有朋友问我如何看海南自贸区的前景。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初,比如深圳、珠海等地的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不外乎是它们先行一步,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整体发展方向一致的。而现在,我们很难设想,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给予所谓更大的自由,但同时,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是以一种严控的方式运作的。这种内在的冲突绝对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我对中国下一步的所谓改革能带来什么新的成效、新的让人满意的成果,抱着极大的怀疑。

邓式路线已基本走到尽头

法广:如何解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行反改革之事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呢?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改革?还是还有其他阻碍?哪些具体的因素阻止改革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向前呢?

张伦:分析这样的现象当然比较复杂。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从主政者的角度讲,习近平在一些理念上绝对是缺乏对现代改革的意识。他的很多思想烙印还有很重的毛时代色彩,这一点大家现在看得已经非常清楚,所以,在他的执政方略里,是以强固党的执政(地位)、要重新进行社会控制、强化国企、等等这些措施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走向,从这一点来说,习本人作为主政者绝对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这种邓式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六-四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扭曲的状态:一方面,政治上高压,加强控制,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这中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缺乏有效的制度表达的途径,造成大面积的恶性腐败、环境坏损,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到了胡、温的后期,其实就已经看得非常明显。

在过去的很多访谈中我都提到,邓的路线已经基本走到头了,这种路线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习上台之后,他要么进行改革,(开始)改革2.0、3.0、4.0……的新时代,也就是要上一个台阶,要有一种更深化的改革、更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原来一种局部性的、扭曲性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同时享受继续改革的成就。另一种可能则是,用毛的方式,来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正是以这后一种方式来应对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此,我们可以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这其中一些逻辑。这个逻辑的关键问题在于:改革到底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人的权利的增长、享有更多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的?还是尽管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强盛、在某些程度上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好处,但前提是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一切是以中共保江山为前提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哲学、改革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习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走到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义改革,重新定义中华民族未来的文明取向。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要么继续强化一党专政,继续这种党领导下的、一切以巩固党的权力为中心的方式,还是突破这样的框架,以一种新的架构,来进行改革。在这一点上,习肯定是做出了他的抉择,这也是造成中国今天再次面对内外交困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然,在这背后也有利益集团的支撑。因为邓氏的这种半拉子改革(如国内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所说),当然有利于部分权贵。这些权贵最希望这种改革模式永远强固下去:既有过去政权的好处,又占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些便宜,这样天下难得的好事为什么不要呢?!

我的意思是,有习的问题,也有意识形态上、改革方略上,做最后抉择的问题。当然,从政治、社会意义上来说,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需要这样一种结果  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的代表。这几种因素造成了中国目前改革死亡这样一种状况。

改革与文革结婚必生怪胎

法广:习近平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您看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时代?如何走出现在这种僵局?

张伦:如果以现在这种方式,所谓创造他的新时代,我敢断言,他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他的许多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逆历史而行的。所以,我很难相信他怎么能解决旧的问题、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怎么能以现在所展现出来的这些执政话语等等,引领这个民族真正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比如处理社会矛盾,他是很难以现在这种方式来完成的。毛和邓他都想要,他想用毛的一些方式来补邓的方式,用邓的东西来强固毛的体制,以这种方式来开创新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简单,我刚才提到,邓是有局部的自由,还是有一种自由取向,而毛是反自由的体制,这两种是绝对不可融合的。我曾经说过:改革和文革是不能结婚的。否则,一定会造出一个怪胎。这种执政方略,是绝对开不出新时代,很可能还会给中国埋下一些新的危机,埋下新的灾难性的因素。所以,中国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

新年之际,我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希望这个民族能够少一些灾难,能够更好的迈上一个现代的台阶。但这很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期望。如果习近平以这种方式继续执政下去,我个人还是有很大忧虑的:他绝对很难真正地引领这个民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内在的逻辑的这种冲突、这种矛盾……我不知道执政集团是否认识清楚,他不能理顺这种关系,那最后只能让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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