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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模式核心理念不是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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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模式核心理念不是个人自由
 
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大会堂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 图片来源:路透社/Jason Lee

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起点。尽管这种说法颇引争议,无可否认的是,此后四十年间,一度濒临崩溃边缘中国经济,已经摇身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令人眩目的经济起飞引发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关注。有无中国模式的争论似乎已经让位于对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的怀疑。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力图向世界展示这种有别于欧美民主自由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何谓中国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其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否是可以输出传播的模式?我们电话采访了在香港注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博源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丁学良教授。丁学良教授曾在2012年出版《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中国模式的重要起点

法广:按照您在《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里的分析,所谓中国模式的出现与中国改革开放并不同步,中国模式逐渐成形于90年代之后:如何解释?89年之前的10年改革开放与后来成形的所谓中国模式是怎样的关系?

丁学良:这个问题有很强的背景性,这也是在中国国内经常引起困惑的一个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启动四十周年,那时我人在国内,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从1978年到1989或者说到1990年之间的12年,中国只有目标,没有模式。目标很简单,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最低标准。解决吃饭问题,解决脱贫问题。然后,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只有目标,没有模式,也就是没有关于发展的比较稳定的一套宏观政策……

法广: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丁学良:对,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事先知道要怎么做、安排,等,官方后来的宣传或者文件、教科书上这样讲到过,但当时是没有的。当时中国从改革开放起步,一直到90年代初,可以说所有以前中国试过的发展途径或模式都没有成功,有的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要采取什么新的发展模式,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没有经验。

法广: 90年以后,也就是 1989年之后……

丁学良:严格地讲是在91年,我们都知道1991年年底、圣诞节前,12月份的时候,苏联解体。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以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苏联模式,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学习(苏联模式),后来发现不能百分之百地学。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了毛泽东,中国发展模式,造成了十年文革的严重后果。这两种模式到了1991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中国的主流的思考中……,

法广:您说90年代以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吗?南巡讲话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起点么?

丁学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当然,它的背景与中国在1989年发生的严重的政治动荡,还有后来苏联解体(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办,大部分人都没底。邓小平当时起了一个最重要的稳定(作用),基本上稳定了人心。如果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就没有后来所有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道路或基本政策,或宏观架构。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后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起步。

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

法广:92年以后逐渐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和1989年以前的,也就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或1992年前这12年期间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丁学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第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明确地走向市场经济。至于走多快,当时没有具体的讲法。当然那时候的认同是以比较快的步伐走向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是邓小平制定下来的。在前12年,这个目标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从发展模式角度讲非常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越来越走向市场为主导。这是目标,而且要以比较快的步伐走。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把严格控制社会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维稳,作为一个使刚才所提到的目标,保障经济发展目标的最重要的国家与社会体制:要维稳。因为有了1989年那次巨大的政治动荡,然后又看到了1991年的苏联解体。从发展模式来讲,这两点最重要。其它内容都是在这之后慢慢推出来的。有些试过,不成功,再换,但这两点不动摇。

法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内外舆论对是否有中国模式多有争论,这种争论目前有所平息,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模式的定义是否开始变得有一定共识?您怎么定义中国模式?

丁学良:2011年我开始着手这个项目(中国模式研究)的时候,反复在中国国内解释一个基本道理:中国模式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中性概念,不是一个价值概念。因为在中国国内,讲到中国模式,对一部分人来讲,意味着中国模式是样板,他们将“模式”,与中文里的“样板”、“榜样”、“典范”混为一谈。喜欢的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模式)。不喜欢的人,批评它的人,认为怎么可以把这些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架构,而且要把这种模式向别的地方推广……双方的误解都是把它当作一个价值观念,很多争论都因此而起。

为什么这两年争论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呢?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两年的言论空间不像那些年那么开放,牵扯到这样大的问题的时候,国内主流媒体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开辟大的空间,允许争论。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这几年在经济发展方面,以及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与90年代初以及后来的20多年间相比,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人们有些吃不准。因为吃不准,所以就没有办法讲到底新的(发展)与以前的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讨论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些困惑,不清楚下一步要往哪儿走。比如,前几周,中国国内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如何对待民营经济问题。假如回到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的十多年,民营经济的地位如何基本上已经不在全国人民担忧的名单上。那时人们想知道的只是要多快才能达到那个目标、以及比例是多少,但是对民营经济自身的合法地位这一点,已经没有全国性的 担忧,甚至是讲反话。

法广:您定义下的中国模式核心内容是什么?

丁学良:我认为中国模式自90年代初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到我写这份报告的时候2012年-2013年,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金融体制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等只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也就是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那时的中国模式,第一,是要从原来那种比较老式的所谓国有制为主、以指令经济为主(的模式),走向市场经济为主。但并不等于说政府完全放开,而是政府控制下的一种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不是百分之百自由的。这是非常根本的一点。现在中美两国吵架,很多时候都是由此而起,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点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点。要保障这一点,就要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90年代末,朱镕基担任总理的时候,要解决全国几十万家又老、又破、又小、又落后的那些中小型国营企业的问题,因为已经维持不下去,必须下决心解决,要走向市场经济,要让民营经济越来越有活动力。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关闭!全国有多少人下岗?4千800万人!如果不把维稳放在那么高的位置(我不是说这样做是对的,我是讲他的目标),这么多人下岗,在哪个国家会不闹事?!

第三个大的特征是,要让这两点多多少少能协调下去,共产党要作为最重要的上层决策者。能将前两个大的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合拢起来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领导本身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那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除了在少数人中间,在大部分时间,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可以在公开场合去挑战的基本原则。

近期政策调整影响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预期

法广:最近几年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很多政策似乎都在逆最近40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而行。如果是这样,此前所说的中国模式是否发生变化?还是说这种模式也正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

丁学良: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来,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有很多议论。我刚才提到了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再加上现在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纠纷等等。在这之前,如果再往前多看几年,实际上六、七年以前,国内还有一次争论,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担忧未来会怎样。我觉得,人们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曾经发生过一些往回走的现象。这几个星期以来就看得很清楚,只要中国最上层,不管以什么方式,不管在什么场合,发出顺应过去40年大方向继续向前走的信息,民间的反响就不一样。如果发出的信息和(那个大方向)不一样,立刻就会引起哗然(不安),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几个小时,网上就会热闹起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最高层差不多每天都要出来发出一个信息……

法广:如果是这样,等于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需要当局的政策宣讲……

丁学良:不是宣讲,我的意思是说稳定的大的架构不能动……

法广:那现在是动还是没动呢?

丁学良 : 现在很多人担心要动

法广:实际上没有动么?

丁学良:现在还没有动。如果动的话,就不会再出来鼓励民营经济,鼓励私有经济,将私有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局就不会反复出来讲这样的话。

法广:就是说,这几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大的变化实际上对中国模式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

丁学良:没有根本的影响。但影响了很多人对它未来怎么走的期待。这才是关键问题,而经济投资也好,经济行为也好,对未来的期待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富国强兵

法广:中国模式是不是可以输出的模式、可以移植的模式呢?

丁学良:其中一部分内容可以移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到越南去,可以看到越南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有很多中国模式中的要素。但是要百分之百地移植,则需要一个前提,也就是那个国家有一个一党执政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越南为什么学得那么像?因为执政的是共产党啊!把中国模式全盘拿到非洲国家去,肯定不行。

法广: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广为传播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如何?

丁学良:可能性不会太大。(这种模式)一些局部的做法是可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传播,但作为一个不要说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移植,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国家才具有先决的政治条件,也就是长期的一党执政。否则的话,一旦更换政府,马上就会被改掉。

法广:西方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为基础……

丁学良:还有法制!民主自由要靠法制保障……

法广:那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丁学良:核心理念很简单,就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提出来的口号:富国强兵。不是个人的自由,或者哪一天走向多党制……不是这样

法广:意思就是国家要富强,军队要强大……

丁学良:对,国防要强大。就是这个意思,但并不等于要去打仗,不一定。但军队要强大……

法广:但日本最后还是发动了战争……

丁学良:日本后来是发动了战争……所以我在我那本书《中国模式》就提到,日本也好,德国也好,苏联也好,当时作为后发展的国家,都多多少少有这两个要素:国富,兵强。所以,中国模式一定要看看在这之前,在这三个国家发生了什么问题。

法广:在这个核心理念里面,人的要素好像不存在……

丁学良:不是不存在,而是个人不是核心理念,它的主要理念不是落实在个人身上,而是国家身上。

以上是对丁学良教授的采访。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起飞,但其中的社会代价、环境代价不可小觑。更何况四十年后,经济改革并未走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政治改革的停滞也日益成为经济改革的掣肘。这种漠视个体、以高昂的维稳代价维持的模式还能走多远?中国是否能像丁学良教授在《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的期待,自主地完成从特权资本主义向大众资本主义的转型?还是会重蹈德国、日本富国强兵策略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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